面對此次全球金融風暴，許多人都做出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倡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患病深重的結論，各路高人紛紛推出救治醫療方案，有人亮出了社會主義國有化藥方，也有人祭出了凱恩斯主義政府干預的藥方。其實，看似冠冕堂皇的各種方法，在解決真實世界的具體問題時，用到實際中，又并非靈丹妙藥。最終，真能解決問題的，往往是一種混合的、兼顧的方式，用我們的慣用語，就叫作“組合拳”。

　　時下比較流行的觀點是把拯救了上世紀30年代美國金融危機的“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掛鉤，如果對歷史稍加考察，便不難看到這兩者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羅斯福外表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而內里則是一個實用主義者，或者說是現實主義者。細看他的“新政”,可說是一個大雜燴，博采了眾長。與其說是受益于凱恩斯主義,不如說是受了別國的啟示,他的具體做法借鑒了蘇、德、英、瑞典等信奉不同意識形態、主打不同旗號國家的經驗。比如，他建立的社會保障安全網，是照抄了德皇時期俾斯麥政府建立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的做法；他大舉建設公共工程，是對納粹德國30年代做法的照貓畫虎；而戰時舉國體制無疑與蘇聯毫無二致。可見，一個成功的經濟制度，需要結合自身的實踐，吸取多種不同體系的不同作法。

　　大量史實表明,在現代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所謂的西方和東方、市場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之間，并不存在楚漢分明的鴻溝，經濟全球化促使各民族國家、各經濟主體相互取長補短。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主義者，但是沒有一個人還是凱恩斯主義者。”這是說，應該吸取凱恩斯主義的某些有價值的東西，但不必完全照搬凱恩斯主義的全部理論，因為此一時彼一時也，人們面臨的具體環境、具體問題已經不同。

　　一國經濟體系的演變發展及其興衰成敗，也取決于很多因素的合力，如地緣位置、自然稟賦、文化偏好、價值取向、主導經濟運行模式和政治架構以及對外關系,尤其是具體的內外安全環境，相當復雜。它絕不是一種分析框架、一種理論模型所能夠完全解釋的。所以，在研判一個經濟政治系統的長短時，只有堅持實踐的觀點，投以發展變化的眼光，才有望得出有價值的結論。▲ (作者是河南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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