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繼8月1日提高紡織品出口退稅率之后，經國務院批準，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又宣布自2008年11月1日起大面積提高出口退稅率，受益者涵蓋紡織品、服裝、玩具等勞動密集型商品和抗艾滋病藥物等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商品，合計3486項商品，約占海關稅則商品總數的25.8%。此次調整后，出口退稅率分為5%、9%、11%、13%、14%和17%六檔。

　　由于中國經濟出口依存度在全世界大國之中最高，在全球經濟下滑、我國出口面臨嚴峻考驗的情況下，調整出口退稅政策，以保持出口適度增長，自有其必要性。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吸納了數以千萬計的勞動力，但廠商卻普遍規(guī)模較小，抗風險能力較弱，倘若大面積倒閉，對地方經濟和社會安定都有可能造成重大沖擊。

　　盡管如此，我們對出口政策調整效果的預期不宜過高。對于我國的不少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而言，在進口國普遍經濟衰退、需求萎縮的情況下，即使加大出口激勵政策力度，我們恐怕也不能指望其出口量保持較高增幅，能夠保持不減少就已經算成功了。特別是我國在眾多產品的國際市場上已占據了很高份額，我們已有774種制成品出口量世界第一，玩具之類產品“中國制造”所占份額已經高達80%～90%。無論如何加大出口激勵措施的力度，指望這類行業(yè)出口數量繼續(xù)維持兩位數增速都是徒勞的，在當前以“滯脹+金融危機”為特點的世界經濟環(huán)境中，尤其如此。

　　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出口政策調整的負面影響。首先，出口激勵措施力度加大，意味著退稅支出增長，正值財政收入增長急劇減速而預期支出大幅度增長之際，這項壓力未必可以輕視。

　　其次，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格局仍未改變，這一格局給我國基礎貨幣投放、通貨膨脹、資產市場、對外資產管理等方面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和巨大的風險，在次貸危機中，這種風險暴露得格外突出。我們擁有全世界最龐大、增長最快的外匯儲備，它雖然發(fā)揮了避免國際收支危機的作用，同時也成了人家訛詐我們的工具，令我們的儲備管理部門提心吊膽，國內社會非議上升。

　　而且，由于其他主要經濟大國經濟動蕩遠遠高于中國，盡管一部分進入中國的套利資本有回流母國救急之勢，但也有很多資本視中國為安全港而急于流入，中國穩(wěn)定國內經濟成效越顯著，這種潛在的資本內流沖擊也就越大，上述問題的壓力也就越大。在這種情況下，倘無其他措施配合，加大出口激勵措施力度將有助于加大貿易順差，進而給上述問題火上澆油，對此，我們不可等閑視之。

　　我國高度依賴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蘊藏著與我國經濟發(fā)展基本目標背道而馳的矛盾：我們經濟發(fā)展的目標本來是提高國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但高度依賴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內在地要求最大限度地壓低本國國民的收入，以便增強本國出口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這一點恰恰與本來目標背道而馳。只有依靠內需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才內在地要求提高本國國民收入，以便為生產創(chuàng)造更多的有效需求，才符合我們經濟發(fā)展的本來目標。中國必須更多地依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已成國內外共識。而假如沒有其他政策配套，過多地強化出口激勵措施，固然可救一時之急，但對我國推進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卻是不利的。

　　有鑒于此，在次貸危機的風潮之中，我們要救急，但更要轉型，這種轉型又包含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貿易本身的轉型升級，提高貿易的效益；第二個層次是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內需而不是靠外需拉動。就第一個層次而言，除了救助之外，更需要的是幫助企業(yè)在新興市場、在流通和品牌環(huán)節(jié)等處開辟新天地，提高出口效益，避免出口激勵措施升級導致國際收支順差增長失控。就第二個層次而言，具體途徑有“分子對策”和“分母對策”兩種，前者是讓出口減少，后者是推動內需增長更快于外需增長，我們更傾向選擇的毫無疑問是分母對策。

　　(作者梅新育，商務部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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