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典語錄

　　“幾十年來，人們在經濟發展上唯美國馬首是瞻。由于這種模式的存在，過去30年很多的國家都忽略了像法國、中國、日本這樣的發展模式，也忽視了創造自己的發展模式。

　　中國金融機構的立足點應該是放在本地市場之上，對于海外擴張不要抱有太大的熱情，尤其是現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不應該重蹈80年代日本的覆轍。”

　　■ 對話動機

　　羅蘭·貝格國際管理咨詢公司是全球五大戰略管理咨詢公司（麥肯錫、波士頓、貝恩、A.T.科爾尼）之中唯一的歐洲成員，與很多在次貸危機中倒下的國際企業有過密切的接觸。10月16日，該公司大中華區總裁常博逸在京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就次貸危機給世界金融發展觀念帶來的改變進行了分析。

　　本次危機有多糟糕 “延續程度誰也不知道”

　　新京報：1929年從美國起源的大蕭條，席卷了整個世界。這一次危機從現在來看，也幾乎對每個國家的經濟都造成了消極的影響。你認為這次危機和上世紀的“大蕭條”相比，相似性和不同性有多大？

　　常博逸：每個人都喜歡拿現在的這場危機同1929年那次危機相比較。我認為不應當過分關注1929年的那次危機，因為這實際上等于暗示人們現在的這場危機比1929年的那次更糟糕。歷史上曾經有過多次金融危機，我們不應當單從一場危機里尋找經驗。

　　另外，這兩場危機是無法比較的。首先目前誰也不知道現在這場危機繼續發生的程度，誰也不知道市場上現在結構性產品的具體數量；其次危機發生前和發生后的世界完全不同，危機過后，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經濟體系以及人們對市場的看法都會發生巨大的變化，1929年的那場危機也使得美國的市場模式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因此現在的情況和以前是無法比較的。

　　不過，待這場危機過去之后，我們會看到，世界將會跟現在完全不同了，政府會改變其治理方式，改善其監管方式，政府對自己在市場中扮演的角色也會出現巨大的變化；在經濟體系上，政府這只最明顯的手將會超過市場這只無形的手。以美國為例，美國是一個市場極端自由的國家，對于保爾森的救市計劃，不少人投了反對票，理由是這樣違背了資本主義的原則。危機過后，人們對經濟發展的重心、對美國發展模式也會有新的思考。經濟發展是應該著眼于賺更多的錢呢，還是維護整個社會經濟的穩定？我更傾向于后者。

　　危機會否催生新經濟強國 “亞洲須有自己的模式”

　　新京報：每一次經濟大危機都會摧毀舊的經濟體制，催生新的經濟強國。你認為這次危機對美國的影響有多大，是否能摧毀它目前在經濟領域的霸主地位？如果這場危機在幾年內過去，請你預測一下未來世界的金融版圖會是什么樣子？

　　常博逸：我不認為有新的金融中心會出現。這場危機摧毀的將是舊的發展模式，美國一定會復蘇，新的總統上臺后，美國經濟經過逐步調整，將會重新走上正常的軌道。

　　從歐洲來說，我不認為會有重大的改變，像法國、德國這樣的國家，經歷過多次的戰爭，現在他們追求怎樣為人民提供一個好的環境，讓人民有更多的休閑時間，培養更多獲得諾貝爾獎金的科學家，這些國家對金融影響力當然有所希冀，但他們更追求一種經濟政治文化科技均衡的發展。

　　對于亞洲地區來說，這場危機將為改變其目前在世界金融版圖中的地位提供了機遇。但我認為，亞洲必須提出自己的發展模式才能夠做到這一點。

　　這次經濟危機實質是美國發展模式的危機，我認為這次危機最大的成果是摧毀美國的那種經濟發展模式。幾十年來，人們在經濟發展上唯美國馬首是瞻。由于這種模式的存在，過去30年很多的國家都忽略了像法國、中國、日本這樣的發展模式，也忽視了創造自己的發展模式，特別是在美國繁榮興旺的時候，人們更是忽略了美國發展模式帶病毒的一面。這個世界只有一個發展模式的話，那么自然就會變得非常危險。

　　金融危機為何再落美國 “監管缺失釀危機”

　　新京報：整個歐洲在經濟上面幾乎是可以和美國匹敵的，兩個地區無論在政治制度還是經濟制度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和關聯性，可為什么金融危機又一次將爆發地選擇在美國而不是歐洲呢？

　　常博逸：美國目前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是亞當·斯密所提出的“自由經濟模式”，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作用不是很明顯，它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的。比較以往幾次經濟危機，歐洲和美國的發展曲線是完全不同的，美國是大起大落，而歐洲是小起小落。原因就在于歐洲的發展模式重視政府的監管。在歐洲，從金融衍生品到食品藥品，監管無所不在，監管標準也比美國嚴格得多。因此在經濟發展的時候歐洲發展的速度比美國慢，但在危機發生的時候，付出的代價也小得多。

　　大量金融衍生品是本次危機的酵母，這些病毒性的金融產品正是在美國監管機構的放任之下產生并擴散到全球的。正是這種監管的缺位導致金融危機再次將爆發地選擇在美國。而歐洲的金融機構在嚴格的監管條件下，其目標不是立足于如何投資，而是怎樣實現一個長期穩定的發展。現在美國這種發展模式的破產，正好為我們提供了怎樣創造新的發展模式的良機。

　　中國該不該主動救市 “這是一種過度拯救”

　　新京報：美國此次救市是通過發行國債為華爾街的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而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人分別是日本、中國和英國。另外目前手中握有大量房地美、房利美、雷曼這些公司債券的也是全球各大金融機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可否說明目前是全世界在為美國的經濟危機埋單？為了保護自己的投資，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是否應該主動救市？

　　常博逸：從目前來看，情況也的確如此，但我們不應該抱怨。我們要知道，在美國經濟繁榮的時候我們從它那里也是受益良多，比如中國的外貿出口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美國市場的繁榮、在新科技輸入方面也從美國那邊獲得了很多。

　　有得必有失。所以像法國、英國、中國、日本這樣的國家不能單單只是抱怨，而應當從這里面吸取教訓。

　　盡管我們有責任去維護美國經濟的發展，但我不贊成主動救市這樣的主張，因為這是一種“過度拯救”。對于一個市場來說必須有一個完善的懲罰機制，這次危機是由貪婪所導致的。過度拯救會導致市場懲罰機制失效。如果此時我們主動救市，拯救了那些貪婪的人，使他們免于懲罰，結果將會使那些始作俑者心存僥幸，為下一次危機的爆發埋下伏筆。

　　中國金融業如何規避危機 “立足點應放在本地”

　　新京報：30年來中國國內的金融業也遭遇過“瓶子中的風暴”，沒有到摧毀國家經濟累及其他國家經濟的地步，目前中國金融業也在走向開放，你認為中國金融業要避免金融危機該怎樣做。

　　常博逸：首先我認為金融機構一定要安分守己。像保險機構應該關注于保護人們的生命健康與財產，銀行的立足點在于吸收存款為社會提供必要的貸款資金以支持經濟的發展，而不是將發展的重點放在投資上面去獲得利潤；其次金融監管機構在對待金融創新上面保持適度謹慎，要確保不出現大量金融創新產品；此外整個金融行業要思考一個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而不是簡單復制像華爾街、倫敦這樣的投資銀行模式。

　　中國金融機構的立足點應該是放在本地市場之上，對于海外擴張不要抱有太大的熱情，尤其是現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不應該重蹈80年代日本的覆轍。長期以來人們把海外并購視作“戰略性投資”，但實際上這是沒有正當理由情況下一種托詞。在哈佛念書的時候，我的戰略學教授對我講，很多人對自己的決定無法判斷的時候，就會說這是一個“戰略性決定”。人們習慣于用“戰略性投資”來掩蓋自己的荒唐舉動。

　　中國很多金融機構目前所作的金融混業經營的努力是值得贊許的。但需要提醒的是，混業經營不僅僅是簡單地把各種金融業務混在一起。正如一個醫院里面的醫生一樣，在急救車上的醫生和在手術室的醫生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他們各自有各自的定位，如果混在一起可能會給病人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混業經營的金融機構不能以帶來利潤的多少來評判各自業務的重要性，要注意銀行、保險、投行角色的平衡，不能因為投行業務賺錢而將主要精力放在這上面，而忽略了保險、銀行業務。

　　本版采寫 本報記者 周鵬飛

　　■ 對話人

　　常博逸（Charles-Edouard Bouée） 羅蘭·貝格國際管理咨詢公司大中華區總裁及執行合伙人，主要負責金融與私募股權，上世紀90年代在法國興業銀行巴黎和倫敦地區擔任投資銀行專家。

　　本報記者 孫純霞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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