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重

    降息效果顯然不如減稅。減稅對所有企業的影響是平行的，在經濟不景氣時，減稅增加了企業稅后利潤，有利于企業保存實力。更重要的是，在經濟下降時，大家理當共同承擔困難。

　　正如央行發言人表示的那樣，中國的金融系統運行良好，不會出現類似美歐的金融危機。例如不會出現次貸危機，盡管個別地區出現了貸款者斷供的個案，但是，住房抵押貸款總體壞賬率極低，是中國商業銀行最優質的資產之一；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還不需要或者不足以支撐美國那樣大規模的金融衍生品市場；中國的商業銀行始終受到較為嚴格的監管；投資銀行業務和對沖基金幾乎沒有萌芽。更重要的是，中國擁有高水平的儲蓄率，過度消費的習慣還沒有形成。

　　但是，金融系統不出現問題，不代表實體經濟可以永保安穩。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正在緩慢回落，盡管CPI和PPI的上漲還比較明顯，但是，如果除去油價上漲、糧價上漲、自然災害等擾動因素，單單由于正常需求拉動所造成的通脹壓力，是非常輕微的。CPI的逐月回落表明，通脹壓力的釋放已接近尾聲。如果不恰當應對，由于總需求不足導致的增速下滑，將逐漸顯現。甚至今后出現經濟緊縮并非杞人憂天。

　　股市連續下跌，是一個重要信號。下跌肯定是眾多因素疊加的結果，但投資者對于宏觀經濟前景的擔憂是最為根本的。今年以來，出口增速出現多年未見的急劇下滑，引發作為中國經濟增長極的廣東、浙江等地為數不少的企業破產，其中不乏大型的民營企業。作為企業優秀代表的上市公司，今年盈利前景也遠不及去年，而只要投資者對于企業盈利前景的預期惡化，股價的下跌就屬于必然。也因此，這次央行降低“兩率”和財政部免征存款利息個人所得稅的效果，對于股市僅僅是曇花一現，歐美股市周一的大漲，也沒對A股市場起到刺激作用。這又說明，滬深股市與外圍股市僅有名義上的關聯，我們的問題是對自身實體經濟缺乏信心。

　　我們需要在增加政府投資和增加企業投資之間做出權衡，需要在依靠外需和依靠內需之間找到平衡，而將增長的引擎轉為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才是經濟健康發展、避免繼續下滑的正道。

　　在一定的經濟總量和國民總收入之下，增加居民消費，就要減少政府開支的規模。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一直遠高于GDP的增長速度，這種不正常狀況的根本原因在于稅收制度設計的缺陷，流轉稅和所得稅并重，且稅負均過高。同時，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行政管理費等支出超常增長，而社會保障支出卻嚴重不足。居民收入一方面增長緩慢，另一方面又必須承擔本應該由公共財政承擔的社會保障支出，消費不得不謹慎。

　　“建設財政”，曾被看做是中國財政的優越之處，在公共財政目標明確多年后，財政的建設色彩依然濃厚，淹沒了財政的公共性質。但是，不但政府投資總體效率低于企業投資，而且政府投資支出又會擠出民間投資，特別是民營企業的投資。

　　增加居民消費，除了增加可支配收入外，還要增強居民的樂觀預期。在當前，保持資本市場的穩定和繁榮，顯得尤為必要和重要。中國幾億城市居民是消費的中堅力量，他們把大部分收入投到股市，期望增值，以增加未來的消費，但股市的大幅下跌無情地銷蝕了多年收入。在這個意義上，對股市需要拿出美歐應對金融海嘯的勇氣和決心，因為，保護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就是保中國經濟增長。

　　增加企業投資，減稅是最典型的手段。金融危機后，美國已經多次大幅度減稅和退稅。雖然降息和減稅都有降低企業成本的效果，但是中國降息的效果顯然不如減稅，因為能夠獲得貸款的企業主要是大型國有企業，它們獲得貸款憑借的不是盈利能力，而是特殊身份。也因為如此，它們對利率的微小變動很不敏感。民營企業對利率的變動本來要敏感得多，但是，過高的門檻，讓民營企業貸款無門，利率的變動與它們沒有關系。減稅則不同，它對所有企業的影響是平行的，在經濟大勢不好的時候，減稅增加了企業的稅后利潤，使企業的利潤不至于下降得太厲害，有利于企業保存實力。更重要的是，在經濟下降時，大家理當共同承擔困難。如果一邊是企業困難加劇，另一邊稅收卻繼續增長，就會進一步打擊企業的信心。

　　美國的救市舉措有值得借鑒的地方，一是行動迅速，二是力度大。也許有人認為這個規模仍然不夠，但是對于捉襟見肘的美國財政來說，似乎已經盡力。

　　金融危機來得猛烈，但是治理起來從技術上卻相對簡單，但是一旦實體經濟出了毛病，治理起來就困難多了。中國上次的通貨緊縮從1997年開始，直到2003年才走出陰影。所以，未雨綢繆是必要的，既然解決“大小非”痼疾、增值稅的轉型、財政支出結構調整，已經取得廣泛共識，現在就是采取有力行動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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