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堅

　　199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有人認為應當授予克魯格曼。因為他對“東亞奇跡”的增長模式曾提出過“難能可貴”的質疑，很多人在評選前都認為他預見了1997年的東亞危機。但他失之交臂。以后幾年，人們沒有再把他放在重要的候選人行列中，尤其當他擔任了《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以后，很多人甚至認為他從此離開了諾獎的候選人的名單之列。

　　上世紀90年代克魯格曼對新貿易理論獨到的架構和后期在空間經濟學理論的拓展，常常在學校的學術報告會上聽到，當初人們對他的學術評價是：洞察問題的意識敏銳，邏輯明晰，但模型的致密性上，留下了很多發展的余地，這也讓很多年輕人能順著他的思路，作出很多理論致密的高質量的研究，后來的一些成果極大豐富了克魯格曼新貿易理論的學術價值體系。在國際金融理論方面，他的貢獻也同樣反映了他對問題本質的洞察力上，這可以從他的第一代貨幣危機的內在機制描述上就能夠清晰地感覺到。

　　也許人們會說，因為他是“克魯格曼”，才能夠以“大眾經濟學家”的形象而接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殊榮。

　　雖然今天我們正處在又一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漩渦中，此時他的獲獎即在情理之中，但還是讓人感到有點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是他在開放經濟學領域上獨到和廣泛的貢獻，獲得諾獎一點不為過，意料之外是學術貢獻中并沒有提到他對貨幣危機理論的貢獻，尤其在當今全球危機的特征需要經濟學家繼續去解釋它的內在規律的時候，沒有對此評價，有點讓人感到少了點什么。這也可能就是諾獎評價的學術標準和大眾心理的不同之處。而且，這也許是諾獎“神秘”和“嚴肅”性的具體表現。

　　事實上，關于貨幣危機的理論曾經產生了三次變化，并且很好地解釋了包括1992年歐洲貨幣聯盟的危機和1994年墨西哥危機以及1997年東亞危機在內的歷史上發生過的數次危機。不管怎樣，是克魯格曼，首先揭開了貨幣危機的面紗——人們稱之為“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它揭示了和固定匯率制不配套的政府的財政擴張政策，不斷消磨了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最終必然導致固定匯率制崩潰這樣一個原理。這個理論的最大貢獻在于指出了危機的發生，完全來自于投資者按照自己理性預期而做出的行為。與這個理論相對應的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卻強調了危機的出現是投資者預期的變化迫使經濟走到了一個壞的均衡點這樣一個原理。因為它不是由宏觀經濟基礎條件的惡化所引起的，所以危機的爆發是突然的，無法預料的。第三代貨幣危機模型，關注到了金融脆弱性和貨幣危機發生的內在聯系，如國際資本的擠兌行為等，就可能使一個國家的銀行危機轉變為貨幣危機，甚至能夠解釋為什么一國的貨幣金融危機會傳染到本來不會發生危機的另一個國家，從而最終形成地域層面上的貨幣危機。

　　克魯格曼在每一次的危機理論發展過程中，都撰文拓展自己第一代貨幣理論的思想去解釋當時所出現的新的變化。他認為，只要引進“道德風險機制”，“未來預期的形成機制”，自己的第一代理論能夠演變成第二代和第三代危機模型。尤其是對日本泡沫經濟崩潰(金融危機)現象，他第一個所作出的“流動性陷阱”的剖析，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他堅持學術思想的連貫性而感到欽佩不已。盡管他個人后來對自己前期理論的“捍衛”沒有像新貿易理論那樣，在學界引起廣泛的共鳴，從而產生很多的追隨弟子，反而，人們在與他的“傳統”危機理論的比較中，更喜歡接受其他新的視角和新的方法。可是，他自己還堅持認為自己的理論能經得起不同時代數據樣本的考驗。我想，這也是諾獎經濟學家所應具備的那種內在的、對真理追求的執著性。甚至可以堅信，人們在研究今天全球金融危機的問題時，一定會想到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這也是我為什么對這次沒有提到克魯格曼的貨幣危機理論貢獻而感到的一點點遺憾的原因。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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