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已于昨日閉幕。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到2020年農村改革發展基本目標任務，以及要遵循的重大原則，并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推進農村改革發展作出部署。

　　“三農”問題始終關系到中國社會發展的大局。在過去的30年里，盡管我國農業、農村有了很大發展，但正如全會所指出的，農村改革發展也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表現為：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深層次矛盾突出，農業基礎仍然薄弱，農村發展仍然滯后，農民增收仍然困難。因此，當此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必須再次抓住農村改革這個關鍵環節，在新的起點上進一步推進農村改革發展。

　　要實現新的目標，關鍵是規劃和構建好農村改革發展的“路線圖”。這個“路線圖”的要義，在此次全會的公報中已經充分體現出來。按照全會的部署，實現農村改革發展的目標，將依賴于大力推進改革創新，加強農村制度建設；依賴于積極發展現代農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依賴于加快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并促進農村社會全面進步。

　　此次全會的目標鼓舞人心，但改革與發展之路從來不會平坦，過往30年的經驗已經說明了這一點。這也意味著，要實現已編制出來的“路線圖”，還面臨許多困難的挑戰，還要避免走一條迂回的道路。

　　首先，必須把農民增收放在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中考慮，統籌部署農村發展。“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問題。而“增加農民收入”的衡量標準，是農民的勞動力要素、資金要素和土地要素，投入到農業、農村和農村外各個領域時，能夠獲得與非農群體所擁有要素等同的收益。要達到這一目標，就需建立資源在城鄉之間合理配置的市場體系，把農業和農村經濟放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統籌部署。

　　其次，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實現公共財政覆蓋農村并向農村傾斜。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不合理。就目前農村的情況而言，一是財政要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和支持；二是財政要加大對農村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的投入與支持。公共財政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進行補貼，雖未直接增加農民收入，但能大大降低農民生產和生活的成本，對農民生活狀況的改善能起到非常實際的作用。

　　第三，消除妨礙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體制性障礙。鑒于中國人多地少的現實，“三農”問題的最終解決，必須使部分農民離開土地和農村，成為城市居民和第二、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也就是說，要建設農村，必須繁榮城鎮；要振興農業，必須發展非農產業；要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因此，政府需要為這個轉變創造條件，打破戶籍藩籬，清除政策壁壘，落實農民的國民待遇，建立起城鄉協調發展、良性互動的有效體制。

　　為此，我們需要繼續深化農村要素市場的改革，建立健全農村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和資本市場。這是今后農村改革的方向。農村勞動要素的市場化，關鍵是改革現行人口登記制度，破除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管理體制，保障公民的自由遷徙權利，為構造城鄉統一的勞動市場提供條件。農村土地要素的市場化，關鍵是在穩定農民承包土地的基礎上，推動承包土地、農村建設用地以及農民宅基地的有償流轉。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農村的金融改革和資本市場建設。解決“三農”問題，需要全方位給予農業支持和扶持，需要稅收、補貼和各種配套政策，因此，也就離不開農村金融的協調、配套發展。

　　目前農村金融的情況是，融資難、貸款難，結算渠道不暢，資金外流嚴重，等等。建立一個適合農村金融需求特點的農村金融體系，除繼續深化農信社改革，發揮其農村金融主力軍作用，加大政策性金融支農力度外，應該在以下幾方面有所創新：一是發展農村小額信貸，二是農村的土地可以抵押融資，三要建立農民自己的合作金融組織，四是國家要對銀行給予農業和農村的貸款，在降低稅率、財政貼息、分配呆壞賬準備金等方面進行支持，五是讓民間金融合法化。

　　總之，“三農”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涉及到中國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我們要面對的也幾乎是整個社會結構重建的系統工程。十七屆三中全會為農村改革發展繪制出了“路線圖”，對農村自身的改革發展和城鄉一體化建設，具有重要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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