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重慶晚報》報道，重慶將試行“大部制改革”，市政府部門機構編制暫時凍結，涉及調整和變動的部門，原則上不再使用余編補充工作人員，不再新提拔干部。這是在中央部委已經實行大部制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首次嘗試大部制改革，因此引人關注。

　　地方政府對此項改革有著現實的需求。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地方政府已經開始進行這方面的改革探索。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海南、深圳、上海浦東、成都、隨州等地的改革都有些“大部制”的影子。如海南省交通廳負責地方航空、鐵路的規劃、城市交通行業等的協調管理；海南省國土環境資源廳主管全省環境保護和土地資源、礦產資源的規劃、管理、保護與合理利用；深圳海陸空交通全交給一個交通局；文化、廣播、電視、新聞、出版則交給文化局；農業方面只有一個農林局。其他幾個地區也大體如此。而重慶這次率先進行大部制改革，也說明地方政府對這項制度的認同。

　　“大部制”本來就是對社會公共服務需求急劇增長的一種政府回應。如一些西方國家在自由市場經濟時期政府部門相當精簡，但自從20世紀40年代開啟了福利國家進程后，對政府的公共服務需求猛增，政府機構也因此臃腫起來。

　　當然，“大部制”顯然不能停留于解決行政體制改革的表面架構問題，還應進一步觸及深層問題。原因很簡單：要滿足社會對公共服務急劇增長的需求，最核心的問題不是政府機構合并，而是政府職能轉變。

　　目前這種“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把過多的市場和社會職能賦予了政府，使得政府疲于奔命。地方實施“大部制”可以減少一些扯皮和效率不高的問題，但只要地方政府需要承擔的不必要的經濟等職能還是那么多，人員和機構的精簡就無從談起，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也將被沖淡。

　　目前地方“大部制”改革在機構合并之后，其職能轉變方面的改革應趕快提上議事日程。如果“大部制”改革不以政府職能轉變為前提，那么很容易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

　　同時，還要警惕“地方利益化”“部門利益化”腐蝕“大部制”可能的貢獻。在原有的政府體系中，職能部門多、部門職能多，手握資金、審批等權力，合并難度很大。這種利益要求可能在“大部制”實行的過程中使其變形。而大部制把過去分散的部門利益，積聚為集中的部門利益，這種權力的高度集中也會給監督帶來壓力。為避免這些問題，就必須要對新部門及領導干部進行嚴格的績效評估；并分割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避免“部門利益化”、制約高度集中的權力。只有這樣才能使大部制改革不扭曲和變形。

　　在當前改革尚需破局的情況下，“大部制”改革、特別是地方政府的“大部制”改革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是一次試圖突破政府地方利益化、部門利益化的勇敢嘗試。即有可能通過原有機構的打亂整合，打破已經形成的利益鏈條，將被部門利益化捆住手腳的部門解放出來，使其重新成為改革的外部推動者，而非內在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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