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供給管理”的新思維

　　新京報：你參加了國務院專家經濟座談會，會上你發表了哪些觀點？

　　李稻葵：我闡明了一貫的觀點。關于宏觀經濟形勢當前碰到的問題，恐怕是過去30多年以來最復雜的一次，過去30年我們是反復控制經濟過熱、控制總需求膨脹，但這次和以往遇到的問題不同，這次不僅是總需求膨脹的危險———外匯儲備的增加和外資的流入導致本地貨幣存量持續上升，更重要的還是總供給受到外部的沖擊。

　　新京報：通俗講如何？

　　李稻葵：說明白一點就是企業成本結構大幅度改變，企業承受著成本大幅度上升的壓力，當生產者的生產意愿下降，就是總供給曲線在回收，社會有效供給在下降。如此一來，物價水平就會上升，整個經濟增長率就會回落。

　　我的核心觀點是，當前宏觀經濟的主要問題是總供給的問題，而不是總需求的問題。宏觀調控新的課題是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來拉動供給，中國需要供給管理的新思維。

　　新京報：供給管理的核心問題是什么？

　　李稻葵：其核心就是要進一步改革，用各種各樣改革的辦法，幫助企業化解成本上升的壓力。這不僅是為保障經濟增長也是為以后的發展奠定機遇。

　　新京報：為什么更應關注供給方呢？

　　李稻葵：有兩個理由。一是供給是更根本的、更長期的。外資涌入沖擊是短期的，在未來半年或一年內會逆轉。外資一跑，貨幣發行量就下去了，對供給方的沖擊就消失了。政府在這方面也比較有經驗了。

　　二是如果我們的眼光總是放在總需求管理，那么結果就有兩個，要么物價壓不下去，要么把物價壓下去的同時GDP增長速度也比較低。但如果處理好供給方的問題，是雙贏，既能增加產量，也能控制物價。

　　降低企業成本應對通脹沖擊

　　新京報：企業成本的沖擊來自于何方？

　　李稻葵：來自三個半成本的影響：一是勞動用工成本在上升。其遠遠高于物價上漲率，這不是因為勞動者工資談判能力的提高，而是農村勞動力逐步轉移到城市的二元經濟調整過程，已到了新的轉折點。農村富余勞動力減少，城里的工廠在吸引勞動力時要付給更高工資。這就導致兩個結果———勞動用工成本上升和農村農產品供給量下降。

　　新京報：另外兩個半呢？

　　李稻葵：二是原材料價格的上升。全球的需求量在上升，供給相對不足。三是節能環保成本在上升，沖擊企業的運作。

　　最后，還有半個成本因素，財政稅收的包袱對于企業不斷加重，這也對企業的供給產生沖擊。這半個成本，部分是人為的。

　　新京報：怎么解決供給方的問題？

　　李稻葵：近期提高部分紡織品出口退稅是最直接的措施，對沖國外出口市場萎縮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但解決供給方問題，從根本上講要從體制上和制度上下工夫，幫助企業提高效率。

　　比如說要推進財稅的改革；增加對一些中小企業的貸款，盡快出臺面向中小企業融資的金融機構措施，推動這種金融機構的建立。在勞動用工上也要下工夫，允許地方城市逐步放開對戶籍管理的約束，讓農民工成為城市里的普通公民，增強其進城務工的積極性，這樣工資成本就會下降。

　　新京報：價格改革也需要同時進行嗎？

　　李稻葵：要放開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從能源、木材，包括成品油等都要逐步放開。如果不放開價格的話，不僅不能調動生產者積極性，而且會扭曲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一些耗能性的企業和技術就很難退出。還有要進行反壟斷的改革，對一些行業要放開。

　　□本報記者 丁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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