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稅務總局日前發布了上半年稅收數據，其中個人所得稅完成2135億元，同比增長27.3%，比上半年國民生產總值(GDP)10.4%的增速快一倍多。人大財經委發布的報告指出：為防止經濟出現大幅下滑，可以發揮財政政策穩定消費需求的作用，建議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相關報道見昨日A11版)

　　毋庸置疑，個稅增速為GDP兩倍多，明顯快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速，這說明雖然我國在一年時間內，將個稅起征點從800元提到1600元，再從1600元提到2000元，但依然未能達到預期效果。疑似“倒掛”的數據意味著，更多的錢并沒有“流”入到居民口袋中。

　　任何一個國家，稅制重要功能皆為對社會財富進行二次分配，通過調節社會過高收入，限制貧富差距，以此接近經濟學上的“平等”要義。個人收入所得稅，作為調節貧富差距的有力杠桿，其重心針對高收入階層行業。因此，假若個稅起征點過低，會將更多中低收入的人群“圈”進來，伴隨物價上漲帶來的外部效應，如果個稅起征點不能實現“水漲船高”，勢必會折傷這部分人的利益，甚至可能不小心“淪落”為斂財和“劫貧”工具。

　　起征點調至2000元，個稅收入仍然飆升，由此可透視出兩點：其一，個稅并未“重點照顧中低收入者的政策調整”，而是出現了窮人多繳稅的外部不經濟效果；其二，個稅起征點并未達到理性的臨界點。

　　基于以上兩點，“上調個稅起征點”呼聲再起。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魏杰因此建議，“個稅起征點應調到5000元。”我認為，慎談將個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首先，個稅“逆調節”現象和起征點“效益悖論”的力量，不可小覷。

　　稅收部門監管加強使個稅飆升，年收入12萬元以上自行申報影響百姓的納稅“激情”。數據顯示，12萬元的門檻使得申報人員的工資、薪金所得繳納的個人所得稅所占比重，從1998年49%增到2006年近60%，而私企老板、自由職業者、個體工商戶等高收入者繳納的稅額比較小，其所占比重幾乎下降了一半。由此可見，個稅的“逆調節”現象讓需強化監管的高收入者的承擔變少，而非增多，而易有效監管的工薪階層成了稅負的主體。這導致了一調整個稅起征點，實際上是收入越高的人獲益越多，而非“窮人”。

　　再者，個稅起征點應并非越高越好。個稅起征點和收入之間是一條正態分布曲線，起初為上升，到達臨界點后反而下降。這說明，超過臨界點的起征點作用將為“負”。在我國，臨界點為3000元，還是5000元，需要“數據說話”，而不能“隨便”說個數字。而且，由于我們各個城市的工薪階層收入水平參差不齊，“一刀切”也亟待改善，建議多實行針對不同城市的“個性稅收”。

　　國家通過個稅進行二次分配，從而保護“窮人”利益，專家僅談提高個稅起征點也并不全面。要實現目標，應多管齊下，通過調整免征額、稅率，提高個人起征點以及邊際稅率等科學組合來實現“多向管制”。同時，擺脫個稅按“人頭”收稅的“鳥籠困境”，將其外延擴大至一個家庭或一個經濟組合體，都非常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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