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培科

　　大米、豬肉和成品油成為走私品，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但這就發生在中國的邊境口岸。

　　年息72%至300%，“除非販毒才能還得起”的“高利貸”，在中國溫州正搞得風生水起。

　　這兩個畸形的現象，將目前中國經濟和中國金融的弊端暴露的一覽無余。溫州民間借貸利息高得如此離譜，生產領域究竟有多少剩余價值可以經得起如此盤剝？這顯然不具有持續性。另外，中國一直在嚴厲打擊走私入境的商品，這些年隨著“中國制造”的崛起，中國商品也以走出去為主，但萬萬沒想到我們的大米、豬肉和成品油也成為走私的對象。如此低端的“走出去”肯定對中國經濟不利，幸虧我國的糧食供給自主率還算讓人放心，如果長期輸出則令人不安。

　　據統計，至6月底，國際糧食儲備已降至自198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只夠維持53天。截至6月，國際小麥、大豆、玉米相對于年初分別上漲58.60%、113.18%和68.97%，以泰國大米為例，今年3月份平均離岸價每噸500多美元，4月份已漲到1000美元，5月份、6月份仍然在持續上漲，但我國的大米價格與此相差數倍，大米走私也就不難理解。對此，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表示，2009年至2010年間，全球糧食價格可能因產量提高而出現小幅下降，但總體上看糧價高企的局面會持續到2015年左右。不難看出，糧食的供給將在全球范圍內出現緊張地平衡，糧價很難在短時期內出現回調。

　　從今年年初“破百”到7月3日突破每桶145美元，國際原油價格半年漲幅近50%，同比翻了一番。而與全球商品牛市截然相反的則是，全球金融市場在次貸危機、泡沫破裂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下，股市凄慘凋零，熊市充斥在各個角落。廉價的紙幣使得通貨膨脹在全球范圍內更加肆無忌憚，全球化的秩序不再井然有序，反而成為危機交叉感染的通道，很多國家的通貨膨脹率上了兩位數，貿易逆差逐日擴大，外匯儲備捉襟見肘，危機一觸即發。

　　在這樣的全球大背景下，中國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影響，雖然中國擁有1.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但在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等因素的影響下日漸銷蝕，人們開始擔心：一旦中國經濟出現拐點、熱錢抽離、內資外逃，中國的這些外匯儲備和貿易順差將很難應付，也有可能會出現潛在的“支付危機”。

　　為了避免這樣的惡果發生，必須及時采取措施改革治理，防范熱錢大規模流出。同時，嚴厲打擊我國的糧、油對外走私，防止國內供給出現缺口。由于國內糧食和成品油價格遠低于國際市場，巨額的價差必然會給走私提供套利空間，如果不進行打擊，將會進一步加劇通脹。在這一點上，只要邊境口岸下決心嚴查、不腐敗，相信應該不難。

　　最難治理和最值得重視的則是中國目前畸形的價格體系，如何妥當改革將考驗著官方的智慧。畢竟目前CPI高企、加工類企業舉步維艱，這時的價格改革將牽一發而動全身。但是，價格改革和經濟轉型是必由之路，否則在目前全球商品牛市和資本市場熊市的情況下，依靠單一的價格管制和單一的貨幣緊縮顯然難以有效調控，也難以為繼。

　　如不及時改革畸形的價格體系，必然導致中國的大米、豬肉和成品油通過各種渠道流出去，而“廉價”的外國紙幣則會通過各種渠道流進來，這樣不但進一步輸入了過剩的流動性和輸入了通脹，會讓中國的央行更加尷尬。緊縮的貨幣政策不但失靈，反而會更加扭曲地傳導給中國的企業和小銀行，也會讓中國陷入商品牛市與股市熊市的惡性循環之中。

　　尤其在近幾年來，國內的民間借貸市場搞得風風火火，于是一些合資企業源源不斷地通過各種渠道輸入“熱錢”，向國內企業放“高利貸”、搞過橋貸款，還有一些國內企業在境外融資，以及境外PE和風投大規模輸入流動性，從而對沖了央行“緊縮”的貨幣政策，也加劇了M2的供給和經濟通脹。雖然央行剛剛公布的6月末數據顯示，M2較上年同期增長17.37%，低于5月末18.07%的增幅，但這是在17.5%的存款準備金率、股市大跌近60%、房價和宏觀經濟出現頹勢的情況下才小幅回調。如果全球商品價格繼續上漲，人民幣繼續升值，央行繼續加息，民間借貸繼續暢行無阻，如此惡性循環，M2很有可能會再次出現反彈。

　　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監測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份，溫州地區的民間借貸的平均年息在14.124%以上，這一利率水平比目前銀行貸款7.47%的年利率高出了一倍，而據臺州市發改委的檢測，2月份民間借貸年利率加權平均高達17.42% ，短期臨時性的周轉資金的年利率更是高達36%-60%，有些甚至達到了120%-300%。用溫州民間借貸公司工作人員的話來說：“利息很高的，假如你拿去做生意是不合算的，如果你周轉一下是可以的，周轉十天半個月也是可以的，你若專門用我這個錢，那你除非去販毒才能還得起。”

　　很顯然，實體經濟很難有如此高額的平均利潤率，這種借貸模式只是將資金變成了“過江龍”。以前的“海南泡沫”就是最好的例子，還有像新疆德隆那樣“短借長投”則必死無疑。因為，虛高的利息很難為繼，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就像美國的次貸危機一樣發生連鎖反應。多少次歷史事件一再證明，這種瘋狂和神話必然會以慘烈的泡沫破裂來宣告結束。那么，“溫州泡沫”會不會獨善其身，我們拭目以待。

　　像這樣的民間流動資本究竟有多少呢？據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的會長周德文在接受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采訪時披露：“可以用這幾個數據來說明溫州資金整體的規模，民間流動資本大致有6000億元，溫州估計投資在房地產上的資本就達到2000多億，光在上海和北京兩個城市就幾乎達到了1000億的民間資本。”

　　如果這些都是國內的民間資金，即使泡沫破滅也只是一部分冒險分子承擔，如果讓國際“熱錢”滲入這一渠道，外資抽離時則會以杠桿式地崩塌來宣告民間融資“高利貸”泡沫的終結。近期，據一些媒體報道稱，這一模式將走向陽光化，有正規軍正在收編他們，如果管理和收編妥善則無大礙，如果讓其將“黑洞”埋藏起來合法化，則意味著國家會成為最后的買單者。因此，在收編、疏導的過程中，務必要火眼金睛，防止被“高利貸”的陷阱拖入深淵，對于一些參與者應該進行及時的風險教育，讓其及早抽離，防止本金在高利率的誘惑下“打水漂”。而對于一些問題較為嚴重、泡沫較大的民間融資機構應進行打擊規范，主動刺破泡沫實有必要，防止讓后來者繼續受傷。

　　所以，一味地進行貨幣緊縮和抑制商品價格，則會產生新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除了打擊走私和嚴格監管熱錢流進流出之外，及時改革現行的價格體系、改變目前扭曲的融資格局迫在眉睫。盡快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讓中小企業多一些融資渠道，而不至于像目前這樣命懸“高利貸”，隨時都有可能猝死在經濟轉型和結構升級的半途中；其次，及時改變“大米出去，美元進來”的現狀，否則會進一步增加宏觀調控的難度，而且輸入的流動性會將“溫州泡沫”吹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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