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熊仁宇

　　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5月CPI同比數據已經回落至7.7%，而環比更是下降0.4%，其中由農產品生產周期造成的食品價格下降是CPI指數回落的主要因素。消費者價格指數是從此告別“8時代”一路回落，還是僅僅是階段性回調？這是人們關心的問題。解答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經濟中是否還存在著進一步推高價格的因素，如果前期積累的價格上漲壓力經過一段時間的釋放已經出清，那么CPI的進一步回落可期，反之我們則要注意CPI指數的反彈。

　　我國經濟的問題在于產業的上下游和不同產業之間的價格關系并未理順，政府、市場的壓抑都對價格產生一定的扭曲作用，前期價格上漲釋放得并不完全。政府的價格管制比較好理解，就是政府為了防止通貨膨脹的進一步蔓延，對部分資源產品的價格進行了管制，現在的價格并不能反映真實的水平。對成品油和電力價格的管制充分的體現了這一點。這種價格壓抑對控制物價的全面上漲作用顯著，但它的持續性是我們所關心的，不可持續的壓抑最終還將使通脹因素積累釋放。

　　市場對于價格的壓抑作用令人難以理解，但卻是事實。我們并非要否認價格的形成機制，這里的問題在于供求平衡的打亂造成了市場價格壓抑生產成本。問題的根源在于長期以來的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后發型的增長模式的確需要投資的率先發動。但我國長達數十年的固定資產投資高潮已經不再適應經濟穩定增長的需要。資料顯示，長期以來在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需求的增長遠高于消費需求的份額，投資產生的新增生產能力是我國本身難以消化的，于是對外出口的持續擴大是消化投資的唯一渠道。

　　形成投資增長過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土地財政帶來的地方政府批地沖動、存貸利差造成的銀行信貸擴張，資本市場帶來的直接融資多方因素糾結共同促進了投資增長的原動力，而經濟增長中分配份額不降反升又直接和間接地進一步推動投資高增長和投資率上升。“高增長、低通脹”的經濟增長方式一直是前幾年我們津津樂道的，在CPI低位徘徊甚至負增長的時候我們并未意識到風險正在來臨。在原來承擔著經濟擴張成本的人口紅利和資源環境紅利消失之后，這些成本由隱形的變成顯性。當人們反應過來的時候，卻發現生產過剩已經成為事實，而人民幣升值和貿易形勢的嚴峻進一步蠶食了生產企業的利潤空間和議價能力。企業對價格的壓抑更多的是由于前期投資增長過快造成的生產能力的過剩，是市場作用的回調。2008年以來，制造業企業的停工的消息陸續傳來，說明企業承擔成本上漲的能力有限。

　　由此，我國的政府和企業通過價格壓抑承擔了相當大部分的通貨膨脹壓力，如果這種壓抑一旦放松甚至改變，CPI進一步上升的可能性極大。現在看來，一些企業寧愿選擇破產也不敢輕易調整價格。資源價格的管制扭曲已經造成了能源企業的虧損，管制帶來的一些投機和套利行為進一步擾亂了能源供給。從國際原油市場來看，我們所期望的原油價格回落，價格管制取消的預設路徑暫時不會出現，原油價格進一步上漲已成共識，東南亞國家的燃料補貼政策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問題。從各種因素來看，價格管制即使不取消也會逐步地放松。一旦管制松動之后，工業品價格趁機上漲是成本重壓之下的各個工業生產企業必然的選擇，那時新一輪的通脹壓力將隨之釋放。所以，對于CPI的短暫回落切不可沾沾自喜，現在我們需要認真考慮的是如何迎接通貨膨脹的長期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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