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所面臨的金融風險

　　我們認為，亞洲的經濟危機重重，美元走勢的改變帶來資本流向的轉變，非常容易像1997年的亞洲危機一樣，成為點燃危機的導火索。

　　中國從2004年開始，資本流入大幅增長，在4年多的時間，外匯積累到1.8萬億的世界之最，這決不意味沒有風險。比如，QFII流入的資金規模，換算成人民幣占GDP的0.3%。但是，去年其持有的股票市值是2000多億人民幣，占GDP的0.9%。所以，就QFII一項，資本的流出最高可能是流入規模的三倍。如果加上多年直接投資未匯出的利潤，規模可能更大，一旦發生資本流出的觸發因素，資本流出的規模可能是驚人的。特別是那些賭人民幣升值而流入的資金，匯率的差價一定使得這類資金的流出規模大大高于流入規模。

　　中國目前的資本賬戶的開放已經很大，個人換匯可以每人五萬。按照現在的匯率1美元對6.93元計算，只需要不到12.5萬億人民幣，就可以完全兌換1.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我們有17萬億居民儲蓄，有20多萬億企業儲蓄，中國絕不可以對大規模資本流出掉以輕心。

　　中國這一輪的資本流入是否是證券投資資本流入為主目前有很多討論，對于快速積累的外匯儲備也有很多根據官方數字的分類計算。各種計算都顯示有幾千億的非貿易、非直接投資的資本流入。證券資本流入占GDP的比例，比較確定的計算，只有QFII的0.9%的比例。其他幾千億非貿易資金和非直接投資的資金并沒有確切的去向和數據，不敢妄下判斷。但是問題必須提出來給予必要的關注。

　　妥善應對，危機可以化解

　　值得慶幸的是，中國有四大免受危機影響的屏障。第一，我們吸取了亞洲金融危機和日本泡沫危機的教訓，高度重視了資本流入的控制，特別是對投機性資本流入資產市場的控制。提前調整了資產價格的膨脹，在泡沫的形成過程中，刺破了泡沫。并沒有給大規模的資本流入在資產市場上興風作浪的機會，資產價格的風險大大降低。第二，大力度的綜合政策組合，把通脹水平控制在一個可承受的水平上。第三，三年前開始了匯率機制的改革，匯率和經濟體制的彈性大大提高，經濟的調整能力大大加強。第四，在國內外諸多不確定因素和突發性因素的沖擊下，保持了經濟穩定增長的局面。面對美元走勢的改變可能帶來的資本流向的改變，只要我們能夠進一步控制資本的大規模流出，我們就能在比1997年更大的開放環境中，順利渡過危機。

　　我們認為，在美元貶值態勢的轉變還沒有完全穩定之前，中國實際上要“兩防”，即要防熱錢繼續流入，又要隨時防范資本大規模流出。而在美元趨勢明朗以后，則要防止熱錢以中國高通脹、房地產和其他資產價格泡沫等等情況為理由，引導人民幣貶值預期，推動資本大規模流出。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華爾街通過各種方式不斷發出信息，強調亞洲經濟危機的嚴重性，調動資本加速流出亞洲，流向美國，加劇了亞洲經濟危機的影響，推動美國新經濟的發展。

　　另外，不能對周邊國家的危機掉以輕心。如果周邊國家出現嚴重危機，我們應立即制定和宣布外匯管理的應急機制。為防范大規模資本流出，不應排除在必要的時候啟動資本管制的應急措施，包括征收外匯兌換的“托賓稅”，延長資金境內停留的時間等等比較嚴格的資本管制措施，以避免資本大規模流出引發經濟危機。要知道，應急機制不是倒退，這是必要的應急管理方式。我們有權啟動緊急預案，保護我們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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