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評論員 劉軍紅

　　汶川地震，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災害，也引起亞洲，以及世界各國的善意關切。日本、俄羅斯等國相繼派來了緊急救援隊和醫療隊，國際社會提供了數十億人民幣的救援物資和善意捐款。賑災已成為世界共有的人道事業，而相互依存的時代，更呼喚涵蓋亞洲地區的國際防災減災體系。

　　自然災害從來就不以國界為限，更不為社會制度、民族、宗教乃至意識形態所左右。但是，必須承認，盡管二戰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國際防災減災合作有所推進，卻未能正確認識到建構區域和國際性防災體系的必要。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聯合國的倡導下，國際防災合作才走上體系化的構建道路。

　　標志著國際防災減災開始走向體系化構建方向是1994年在日本橫濱召開的“聯合國世界防災會議”。會議發表了主張災前預防、災后構建強有力社會的“橫濱戰略”。2005年1月18日，面對印尼海嘯災情和阪神地震10周年紀念之際，第二次“聯合國世界防災會議”在日本神戶召開，168個國家的近4000名代表與會。會議提出了包涵國際防災理念的“兵庫宣言”，并制定了國際防災合作10年規劃的“兵庫行動計劃”。值得提及的是，在會議期間，日本政府與聯合國共同倡議成立旨在長期支援災后復興重建的“國際防災機構”構想，與1995年阪神地震后日本促成的“世界衛生組織神戶中心”一道，扮演“災區主導的”國際合作防災基地。新的“國際防災機構”將通過吸引國際專家就地展開采集災情數據，進行實地科學研究的方式，為未來制定長期有效的國際防災減災措施，構建世界性防災減災體系，提供智力支持。

　　實際上，中國在構建國際防災減災體系上也發揮了積極作用。2007年8月份，第三次"聯合國世界防災會議"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市召開。中國水利部等機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主辦了會議。會議期間，還舉辦了國際救援技術成果和設備展覽會，為加強國際防災減災合作提供了交流的場所。此次會議進一步貫徹了國際合作防災理念，具體落實了2005年神戶會議的防災戰略，促進了國際合作型防災體系的建設。

　　毋庸諱言，國際防災減災體系的構建過程，始終伴隨著“國際政治學”的陰影。事實上，回顧2004年底印尼海嘯后的國際賑災活動，不難看出，當時大國利用賑災援助，暗施影響，“私謀空間”，甚至一度將“海嘯援助”演變為相關國家爭取入常的競選舞臺，如德國、澳大利亞、日本等競相提高援助金額，展開“承諾”大比拼。而美國更是極力構建“美日澳聯合援助體制”，瓦解聯合國主導的防災減災體制，爭奪海上控制權。圍繞在印度洋構建海嘯監控網絡，大國間也是展開了異常激烈的爭奪。對此，我們認為，防災體系的“去政治化”異常重要。日前，圍繞緬甸熱帶風暴災害的國際援助，東盟緊急外長會議提出構建有條件開放的東盟援助體制設想，為地區防災減災體制的建設提出了新思路。

　　亞洲近10年來一直是世界上災害最密集的地區之一，我們認為，亞洲需要構建區域國際防災體系。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讓日本發揮比較突出的作用。

　　日本或許是亞洲乃至全球最具有防災能力和意識的國家，日本的防災經驗應該“變為”亞洲地區共同的防災財富。汶川地震后，不僅日本地震廳的新瀉監測中心積極傳遞監測信息，確認中國地震監測數據的準確性，日本政府也迅速組織派遣專業救助隊和衛生援助隊，亞洲各國紛紛提供人道支援。這預示著亞洲構建涵蓋地區的、以互助合作為基本方式的防災減災體系具有現實的可能性。

　　早在2005年印尼海嘯援助首腦會議期間，溫家寶總理就曾向日本提議，加強中日在地區范圍內的防災減災合作。當時的日本首相小泉表示支持。如今，“戰略互惠”已成為中日關系的主題。在地區經濟、環境合作基礎上，構建地區災情災報體系、災害緊急救援以及災后復興合作體系，無疑符合亞洲地區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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