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王鎮江

　　自去年12月確定從緊貨幣政策以來，央行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極力回收流動性，但經濟過熱的勢頭仍在持續，全面通脹的壓力依然很大。

　　汶川震災使不少人認為，央行接下來有可能改變從緊政策走向，真會如此嗎？

　　中國國際經濟關系常務理事景學成5月20日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稱，“明顯通貨膨脹的趨勢不是距離遙遠，而是近在咫尺。央行從緊的政策方向不應因震災而改變”。

　　他指出，中國目前的通脹是多年經濟“過熱”累積的結果，目前這一勢頭仍未根本扭轉。接下來，一方面要合理搭配各項貨幣政策工具，另一方面要加強宏觀管理部門在貨幣政策領域的協調性。

　　全面通脹隱憂

　　《21世紀》：4月份通脹高達8.5％，多位專家認為通脹上升壓力很大。但國家發改委等機構堅持說是“結構性通脹”，您曾經擔任央行研究局副局長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宏觀經濟組負責人，如何正確認識當前的通脹形勢呢？

　　景學成：我們要充分認識CPI可能彌漫上漲演變為全面通貨膨脹的風險。對于此番物價上漲不宜簡單停留在豬肉、糧食等農產品的簡單供求分析上，也不宜用“結構性上漲”來概括消費物價持續上漲的狀態。截止到去年第三季度時，八項CPI指標中有五項是較大幅度上漲的，三項是較少或輕微下跌的。按照一般邏輯，這就是物價“基本上漲”或“總體上漲”。除了惡性通貨膨脹，任何通貨膨脹的肇始都不是齊頭并進的，都是從結構性上漲開始的。

　　2008年以來，CPI居高不下，PPI連續創出新高。很明顯，通貨膨脹已經不是趨勢或苗頭了，而是到了可以觸及的地步。我個人認為中央提出“防止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的要求，實質也就是指出目前已經出現通貨膨脹，但其發展勢頭必須被遏制。

　　《21世紀》：你認為接下來還有哪些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

　　景學成：一是在推進城市化建設的進程中，將有2.5億農民轉移到城里，這些原來肉油蛋菜的生產者變成了消費者，需求相對增加。二是隨著房價的上升，租金價格將繼續攀升，帶動建筑業上游產品價格上升并向下游傳導。其三，勞動力供求結構性趨緊，工資上行壓力將增大，通貨膨脹預期繼續強化。

　　《21世紀》：你認為是什么原因造成通脹居高不下的局面？

　　景學成：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一直速度較快，未經歷過一個完整的宏觀經濟周期，沒有遭受過資產泡沫破裂的痛苦教訓。因此經濟的發展特點就是：趨熱容易放緩難。

　　在體制改革未能到位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始終是經濟趨向過熱和平穩增長之間的矛盾。因此，宏觀調控措施一定意義上就是抑制經濟趨向過熱的勢頭，使之持續平穩增長的一套政策組合。

　　《21世紀》：經濟過熱和通脹是怎樣一種關系，如何理解目前的“雙防”目標呢？

　　景學成：防止經濟過熱是防止通貨膨脹的前提，說到底“兩防”的要求是“一防”，就是防止物價過快上漲。因為只有把趨熱過快的經濟增長速度降為合理的速度，才能把高企的物價降下來。4月份新增貸款總額已達17943億元，接近央行年初設定的全年新增貸款3.6萬億元的一半。這說明經濟仍然較熱。

　　堅持從緊政策

　　《21世紀》：由于震災，一些專家認為應改變從緊政策。按照你的分析，以后仍須堅持從緊嗎？

　　景學成：是的。盡管從緊貨幣政策措施的累加效應開始顯現，但它是在窗口指導和信貸控制等強力措施下，銀行體系大力壓縮信貸需求的結果。四五月份的信貸需求可能有較大的反彈增長。因此，二季度的貨幣信貸形勢仍不能過于樂觀，一季度貨幣信貸增幅減緩只是減少了央行進一步采取嚴厲措施的可能，但絕不會扭轉從緊的取向。

　　《21世紀》：周小川不久前指出，貨幣政策將更關注通脹，你認為接下來該如何有效貫徹“從緊貨幣政策”？

　　景學成：微觀博弈總是和宏觀調控相伴生的，宏觀調控政策在執行中往往被“輕化”和“淡化”。所以我認為央行和相關宏觀管理部門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進。

　　首先，作為貫徹“雙防”方針的基礎工作，宏觀管理部門需及時分析對于包括物價形勢在內的國民經濟形勢，引導市場和公眾的預期，對社會上的各種偏頗認識加以澄清。

　　其次，必須改變物價漲幅“軟”指標的現狀。切實將控制物價上漲作為調控的“硬”任務，使其成為相關管理部門的業績考核指標。另外，需實時調整CPI構成，住房支出占據了百姓日常生活支出的相當大部分，應納入其中。

　　第三，在加重央行金融宏觀調控之責的同時，有必要修改《中國人民銀行法》，明確賦予人民銀行信貸調控權和貨幣價格措施的適時調整權。對從緊貨幣政策作用的宣傳不宜停留在“貨幣政策不是萬能的”上，也要強調“沒有從緊的貨幣政策，要想控制住本輪的通貨膨脹是萬萬不能的”。

　　最后，要加強宏觀調控政策的組合效應與穩健財政政策的支持配合。情況越是復雜越應當強調政策組合的從緊效應，強調貨幣、財政、稅收、外匯、環境等主要政策措施的協同效應。

　　鑒于現時通脹壓力依然較大，宏觀調控政策力度的調整將更多體現在財政政策上，“緊貨幣，寬財政，控總量、調結構”可能是今年宏觀調控的較佳政策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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