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江

　　在社會各界慷慨解囊，為災區人民捐款捐物的時候，也有一些疑問產生：為什么抗災最初，一些人要以“我不捐款，我去災區救災”來回應，為什么相關人士決定親赴災區現場，親手將錢送到災民手上，自己出錢自己找人設計施工，看著災區人民把家園和學校重新蓋起來。這除了體現出志愿者們發自內心親歷親為的救災意愿之外，對于捐款能否善用，能否真正抵達災民手中的擔心與顧慮也是因素之一。

　　不過，“術業有專攻”，現代社會之所以能夠具備更高的效率，與其更加細分的專業化不無關系。面對如此巨大的災難，相對于個人視角而言，身處一線的國家救災組織部門，當然擁有更高端、更全局的視野。從這個意義上說，將國人捐助給災區的善款集中到專業救災組織者那里，統一調度和使用，當然應比讓公民單槍匹馬去“實地施救”、“親手送錢”更迅捷高效。但是，在這一“實地”與“親手”的背后，其實也暴露出許多無奈，對于捐款能否得到善用的顧慮，恐怕不應被忽視。

　　反觀國外，有“股神”之稱的美國著名投資家巴菲特，將其個人總財富的80%約370億美元捐給世界首富蓋茨和其妻子建立的基金會，以巴菲特的精明，假如他對這筆捐款有半點擔憂或疑慮的話，恐怕都不會做此決定；而對于蓋茨基金來說，假如它存在任何不透明或是失職行為的話，也絕得不到巴菲特的垂青。事實上，巴菲特掙錢的奧秘，就在于把錢投在最有效率的公司和人的身上，掙錢如此，捐錢也一樣，巴菲特之所以情愿把平生最大一筆“投資”交給蓋茨基金，正是因為在他的眼中，“他花錢比我更有效率”、“蓋茨基金是最創新也最有效的慈善基金”。某種程度上而言，公民慈善意識、捐贈習慣的養成，不能不說與慈善組織的透明度和工作效率大有干系。

　　不可否認，我們的慈善組織對于慈善募款的使用確實還不夠透明，也確實有不少難如人意的地方。但是，盡管疑慮和擔心尚存，但絕大多數公眾依然寧愿選擇信任震災善款的調度與使用者，相信他們能對得起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良心，相信他們會擔當得起讓每一分善款惠及災區和災民的責任。汶川慈善捐贈，對于國內的慈善事業和慈善組織而言，正是一個化解公眾疑慮、呵護公眾愛心，并重塑慈善事業公眾形象的最佳契機。

　　如何善用并最大程度發揮出每一分善款的效益，如何讓公眾更好監督每一分善款的去向，如何讓整個過程清晰透明，無疑是善款使用過程中必須被認真關注并做好的細節。期待國內慈善機構的工作能夠更加讓人放心，也期待國人捐款能夠早日如巴菲特那般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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