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汶川巨震之后的一片廢墟，失去家園的災民們，除了“聽天由命”自己承擔損失，或者靠政府補貼和社會捐贈略微彌補一下，國內保險能起的作用仍然微乎其微。

　　應對臺風、暴雨、洪水、地震和海嘯等巨災，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建立政府支持下的巨災保險制度。比如合作設立地震保險基金，予以財政支持和稅收方面的優(yōu)惠，再通過國際保險公司尋求風險的分攤，而并非通過商業(yè)化的運作來推動地震險。為什么我國迄今為止尚未建立巨災保險應對機制？20日，本報記者采訪了北大經(jīng)濟學院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副主任劉新立副教授。

　　新京報：前幾年，保監(jiān)會曾表示過將推動建立巨災風險基金，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明確的進展。你認為建立巨災風險體系，我們還面臨著哪些難題？

　　劉新立：我國對于具體是首先建立一個風險“打包”的巨災保險體系，還是先推出洪水保險、地震保險，目前還沒有定論。保險產品首先面臨的還是定價問題。而巨災保險的費率厘定，是由災害發(fā)生的概率、產生的嚴重程度計算出來的，這需要一個整體的風險評估研究，特別是要有全國的風險圖譜。盡管這幾年國家已經(jīng)開始積累這方面的經(jīng)驗數(shù)據(jù)，但離真正完善還有一定差距。

　　而且，要建立一個巨災保險的體系，單靠商業(yè)保險公司是不可能承受的。即使在保險發(fā)展成熟的美國，完全由保險公司來承擔巨災風險賠付也是無法想象的。所以這個體系需要由政府、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以及資本市場四個層級來共同組成。

　　新京報：政府在這個體系中應承擔哪些成本呢？

　　劉新立：人們通常會認為，巨災風險成本的承擔者無非是可能的承災體和保險公司兩個方面。但即便只考慮自然災害，情況也不只這么簡單。現(xiàn)在的自然災害中攙雜了越來越多的人為成分。以洪災為例，有些高風險區(qū)，如大城市，可能會因為特殊的保護而免除災難。而另一些地區(qū)，像中國的蓄滯洪區(qū)那樣，干脆就是以蓄洪滯洪為使命。因此，洪災風險成本的直接承擔者不應只是那些直接承受損失的人。

　　新京報：年初雪災后，保監(jiān)會也表態(tài)國家巨災風險體系的建立已進入了議事日程，不知有何新動向？

　　劉新立：對于保險公司來說，如果要推出巨災保險，他們的職責是費率厘定，但面臨的問題是他們沒有能力來整合分布在保險業(yè)和氣象局、水利局、地震局、農業(yè)部、統(tǒng)計局等各部委的基礎數(shù)據(jù)。

　　對巨災風險的防范必須要有一個專門部門來負責（美國就有個緊急事務管理局）。我國目前在面臨災害時，風險分散在許多不同的部門，地震歸屬地震局，地震導致的山體滑坡、泥石流又歸國土資源部；一旦發(fā)生了自然災害，都是臨時成立指揮部。只有成立一個專門主導的機構，在災害發(fā)生時，才有足夠的權力來協(xié)調各個部門的工作。

　　新京報：此前一直熱論的國家財政貼錢的方式，是否可能讓一些相關部門無法接受？

　　劉新立：從國際上的成熟模式來看，如果風險承擔機制建立得好，政府并不會承擔太多的財政負擔。關鍵就在于要通過資本市場來轉移保險的風險，比如靠發(fā)行巨災風險的債券，把災害風險從保險體系內分攤到資本市場。這在國外也已經(jīng)有了10年的發(fā)展歷史。

　　本報記者 殷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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