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許可新

　　5月12日14時35分左右，汶川大地震震后不足10分鐘，北京市中心高層建筑震感強烈，都市白領們紛紛從晃動的鋼筋水泥大廈中跑出，卻面面相覷不知何往。

　　由于這場波及全國的地震，許多人開始補習防震常識：迅速躲進堅固的桌底；高樓中的人不宜下樓躲避，更不要乘電梯下樓；低層建筑中的人可以往外跑，但要拿堅固的東西放在頭頂上方以防高空墜物；乘地鐵是安全的出行方式等。

　　天災不可免，人力有可為。我們不禁追問，學會了必備的防震知識，是否就意味著我們的生活環境就真的可以防震了？

　　為什么動物有異常反應，人們卻不能及時預測災難？

　　地震發生前，四川綿竹、江蘇泰州等地均出現蟾蜍大規模遷徙的現象。災難發生后，這成為眾人質問政府及地震專家的依據。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目前并未在災難預報方面立法，對動物異常現象進行量化也在技術上為政府提了難題。”北大法學院教授王錫鋅說。

　　不過，中國著名學者方舟子近日撰文寫道，中國各地蟾蜍遷移近一年來多次見諸媒體，但事后均未發生地震，將蟾蜍遷移與地震聯系起來可謂是事后諸葛亮。

　　對此，中國科學院減災中心主任王昂生認為，中國沒有一個統一應對突發災難的政府部門才是關鍵。“如果有一個統一的部門，便可以第一時間對動物異常現象進行綜合分析。”

　　這位中國唯一獲得世界防災減災最高獎——聯合國災害防御獎的學者，十幾年來，一直四處奔走呼吁在國務院下面建立一個減災應急部，但是推行起來困難重重。

　　我們的建筑為什么不進行“災評”？

　　中國自1976年唐山發生7.8級大地震后開始將防震引入建筑規范。目前中國大多數城市房屋的抗震指標都在6級以上，北京因為曾在唐山大地震的余震中受到損失，執行的標準是新建樓房抗震8級。

　　但是，我們吸取的教訓是顯然不夠的。曾經遭遇1998年洪水浸泡的中國南方，至今仍對洪災“不設防”的大中型城市就達30多個，其中不乏廣州、武漢這些區域中心城市和位于歷史上洪澇災害多發區的城市。在王昂生看來，旱災、蟲災、糧食減產、泥石流等災害的預防，在中國都未引起足夠重視。

　　香港的一些做法可以為內地提供借鑒：這個依山傍海的城市曾經深受泥石流困擾，但通過立法，對建筑物周邊的山坡斜度、房屋抗沖擊能力作出限制后，這座城市已經很少再為泥石流付出生命的代價了。

　　“我們現在有環評，為什么就沒有與每個人的生命健康都緊密相連的災評呢？”王昂生提出疑問。

　　災難到來時我們到哪里去避難？

　　5月12日北京中央商務區(CBD)內主干道上密集都市白領的現象，提出的問題警醒：災難到來時，我們該到哪里去避難？

　　2006年北京曾提出要在市區內再建立一百多個避難場所(空曠，有一定食物、食用水和帳篷儲備的公園或空地)。然而相對于北京1700萬的人口，北京的28處避難場所根本就是難以應暇。

　　事實上，即便所有避難場所全部完成，“要同時幫助一千多萬人逃離也是不可能的。”王昂生說。例如，在北京高度密集的CBD地區，距離最近的避難場所是4-5公里外的朝陽公園。在緊急關頭，以北京擁堵的交通和這樣的距離來看，后果不言自明。

　　“多年來的城市規劃向財富傾斜，而忽視了減災防災。”王昂生說，“我會繼續向北京市提出建議，盡快制訂更完善的城市規劃，在密集的街區多建立一些小型避難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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