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祝乃娟

　　四川地震災區的直接受災人數1000多萬，從地震發生的那一刻起，救援工作就注定得與時間賽跑。

　　正是因為有些災難是不期而至的，所以應急機制成了減少損失的關鍵。污染、地震等與傳染病、海嘯臺風還不盡相同，它們更突然、更直接、破壞性更大。它們亦同全球時代的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糾紛、領土紛爭不同，因為這些糾紛畢竟可以通過政治家們坐下來心平氣和的談判解決。而在地震等自然災害面前，人類事先無從尋找一個可以討價還價的對象，因為人們面對的是無生命的大自然。然而，怨天尤人也并不是解決方法，人們需要良好的應急與救援機制來解決現實的問題。

　　目前災區的工作重點依然是救人，在應急與救援方面，政府與社會領域應該產生一股良好的合力，從現實來看，這種合力已經初步展現出來。政府以迅速的動員能力主導了這場救災行動，無論是國家領導，還是軍隊以及各級部門，都體現出了一種對人性和生命的尊重、對災區民眾的關懷與體恤。

　　社會領域，中國內地的30多萬NGO組織中的很多成員也很活躍，它們主要是靠組織捐款捐物參與救援行動。據相關報道，中國紅十字會迄今已募款人民幣1.80億元。另外，香港的救災組織香港紅十字會、香港世界宣明會、香港樂施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救世軍等也在積極組織捐款。美國的國際心連心組織也趕赴災區，為災區帶來了救護用品等。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所長王名認為，目前中國的NGO機構比較小，靈活性強，應對突發事件反應迅速。災害發生后，他們能夠馬上組織捐款捐物和動員志愿者。事實也是如此，NGO是自下而上的，正好可以成為政府自上而下救援的補充，如能夠有更多專業的NGO趕赴現場參加救援，必定會與政府救援形成合力。目前來看，我國的NGO在捐款捐物方面已經取得過不少成績，今后還需培育一些專業性更強的NGO，或是讓現有的NGO在災害面前更加強大以及更加專業，并且，在災害發生后能有更多的NGO得以最快速度直接趕赴現場參加救援。國外的NGO已成為救災中的重要力量，比如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的首選合作對象就是美國紅十字會，而全美700多個紅十字會站點要求在災后兩小時內到達現場，提供避難所、食品、衛生和心理上的幫助。

　　有目共睹的是，SARS之后，中國的NGO在不斷成熟。在日后的四川災區家園重建與震后人們的心理安撫，甚至于今后常態下人們的防震演練、防震心理的培育方面，社會領域(主要是NGO)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NGO可以在地震多發區開展風險教育，進行地震演練，加強預警，尤其是培養人們在災難面前的堅強心理、自救意識以及共濟意識。其實，NGO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人們的一種提醒：共濟、互助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以實現的。

　　我們改革政府的目標之一便是將一些屬于社會或市場的權力進行下放，公民社會的培育也是我們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必經之路。社會領域的不斷成熟，合理有序地參與一些公共事務，對于國家來講是有益的。就系統的應急與救援機制來看，不斷有序、合理地引入社會領域的救助機制非常必要，發揮民間社會的自我救助功能也是應急管理體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希望此次救災亦能成為我國應急與救援機制進一步完善的一個良好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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