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紅漫

    行政部門無權干預商業契約的執行

　　最近，一系列針對“大小非”違規減持行為的管理措施相繼出臺。12日證監會有關負責人表示，針對“大小非”股東違規減持存量股票的行為，證監會將嚴格依法追究責任；14日，上證所發布并實施《上海證券交易所證券異常交易實時監控指引》，宣布針對違規減持的“大小非”證券賬戶，除限制相關證券賬戶交易外，更將采取對相關當事人予以公開譴責、記入誠信檔案等處罰。

　　這些措施的出臺事出有因。證監會限制“大小非”減持的《指導意見》出臺后，違規超限減持行為卻不斷出現，才導致后續“補丁式”政策的不斷推出。

　　從總量看，未來三年大小非解禁規模之和將達到近19萬億元之多。與之相比，截至2008年2月，我國城鄉居民的儲蓄存款余額才不過18萬億元。這也就是說，單純從數量對比看，即便把全部國民儲蓄都投入了股市，尚難以承接住潛在的“大小非”股份的拋壓。

　　面對巨大的市場壓力，再來看相關部門已有的限制措施，其中最大的問題在于懲處措施實質性管理的范圍過窄。目前，無論是證監會還是交易所，針對違規機構的懲處措施均只限于公開發行股票的相關公司或機構，也就是在上市交易的股份公司范圍內。然而事實上，很多持有非流通股份的法人機構并非上市公司，也未必想長期擔任上市公司股東。由此，針對上市公司范圍內的所謂“誠信檔案”、“任職限制”等看似嚴厲的懲罰措施，對這些非上市法人機構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約束。有報道顯示，某非流通股股東直言，并不在意交易所的約束措施，而是要考慮盡快通過各種方法拋出所持有的股份，以避免未來進一步限制措施的出臺。

　　而至于進一步的限制措施，盡管這是很多市場人士希望的方向，但是對于其中所存在的法律風險，相關部門卻是不無忌憚。畢竟當初流通股股東與非流通股股東達成的股改對價，已然約定了“鎖一、爬二、進三”的商業契約。從法律意義上講，行政部門并沒有權力干預商業契約的執行，否則很難避免引發訴訟糾紛。而從大小非實際付出的成本看，除了股改對價之外，大小非之前數年以大量資金長期持有無法流通的股票，也付出了相當大的時間和機會成本，以此而獲得適當收益補償也屬于商業規律的必然。

　　對此，筆者認為相關政策措施并非完全無可作為，完全可以通過主動限制國有非流通股的減持行為和規模，來實質性緩解市場的擔憂、扭轉市場的供求關系。

　　對國有非流通股主動采取限制措施有兩大好處：其一，從法理上講，該部分股權屬于全體國民共有，為維護社會共同的經濟利益與公共利益付出一定時間代價，并不會涉及到法律糾紛問題；其二，國有非流通股是“大非”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未來兩年解禁減持的主角，一旦國有股份做出推遲若干年流通的措施，將能夠從實質上緩解市場對資金面的擔憂情緒，徹底扭轉“大小非”解禁帶來的市場悲觀情緒。對國有股自身而言，如果市場趨勢因此而得以向好，也能夠在市值管理上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可謂是“一箭雙雕”的利好措施。

　　因此，“大小非”減持的壓力其實并不可怕，而問題的要害則在于相關管理部門，特別是非證券類的管理部門，能否對市場的呼聲和憂慮做出更加積極的反應。(作者為經濟學博士，上海第一財經頻道主持人)馬紅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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