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利明

　　源于平安集團董事長兼CEO馬明哲超過6000萬元的年薪，金融家的高薪問題再次成為媒體關注和批評的焦點。批評包括兩個方面：與其他企業家相比，金融家的年薪為何“高得離譜”？不同金融企業高管待遇差距甚大，個別金融家“天文數字”的年薪是否合理？

　　這已經是“慣例”了，每年3月份，各家上市的金融企業發布年報時，高管的年薪就會成為焦點。不只是馬明哲，當然的被指摘者還有深發展董事長法蘭克·紐曼2285萬元的稅后年薪，或者是民生銀行兩位高管超過1000萬元的年薪。這樣的薪酬水平，在很多人看來都“高得離譜”，特別是與同等規模或者創造同等利潤的非金融企業相比更是如此。同樣，即使在金融業中待遇偏低的國有銀行高管，與其他“副部級”國企的高管相比，薪水也是“高得離譜”。通過這樣的橫向比較很容易得出結論：金融業高管的高薪很不合理。

　　我們認為，對于金融家的高薪應該理性看待。僅通過與其他企業家相比，來判定金融家薪水“高得離譜”并不恰當，因為金融業是智力密集型行業；其次，如果金融企業的董事會真正能夠代表股東及相關利益方的利益，他們愿意給金融家以高薪，那就沒有什么不合理。

　　其實，簡單的橫向對比往往是無意義的。金融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是金融家。因為金融業是智力密集型行業，對高管除了企業家必備的決斷力和執行力等常規要求之外，還要求他們理解金融專業技術、關注宏觀經濟變化、把握微觀市場波動，因為他們有關風險管理、內部控制、產品創新等方面的決策都將直接影響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這些決策都是建立在專業和智力的基礎之上。看一看美國次貸危機中各金融機構的業績表現——瑞銀和花旗都遭受數百億美元的損失，而高盛和瑞士信貸則安然無恙——自然就會清楚金融家對于金融企業的至關重要性。

　　往往被用來和金融業進行高管待遇比較的行業，都是制造業和傳統服務業，屬于資本密集型或者勞動密集型行業。在這類行業，企業家的個人作用尚不能與智力密集型的金融家相比。這沒有看輕或者貶低這些企業家的意思，只是社會對某些行業領導者的要求要高于其他領域、高于傳統型企業。與金融業同屬智力密集型行業的是IT行業，IT企業家的創新能力和市場意識對于IT企業的成敗至關重要，因此IT行業的高管往往具有其他企業高管不可比的高薪。人們已經充分認識到IT業的智力密集型特征，因此沒有人認為IT企業家比其他行業企業家高得多的高薪“不合理”。

　　實際上，在金融這個高薪行業中，苦樂不均狀況也很嚴重。三大國有銀行——工行、中行和建行，高管的待遇要遠遠低于規模小得多的股份制銀行；在股份制銀行中，深發展董事長法蘭克·紐曼的待遇遠遠高于招行行長馬蔚華和民生銀行董事長董文標，而前者的資產規模和盈利狀況遠遠小于后兩者。那么，憑什么小銀行的高管待遇比大銀行的高？

　　國有銀行高管待遇過低，正是市場化改革不充分的產物。因為上市后的國有銀行，主要高管還是“中管干部”。他們的待遇不僅僅包括薪水，還包括了行政級別上提升的可能性，這正是沒有完全市場化的體現。也因此，他們的薪酬待遇不可能與完全市場化的股份制銀行等非國有金融機構相比。其實在國有銀行，“中管干部”高管與非“中管干部”高管的待遇也有很大差別：中行從海外招聘的信貸總監、稽核總監等高管，因為是完全市場化招聘，所以待遇要比其他“中管干部”高管高得多。

　　金融家的待遇是由董事會決定的，如果董事會真正能夠代表股東及相關利益方的利益，他們愿意給金融家以高薪，那就沒有什么不合理。看看上市金融企業的董事會成員構成：大約一半是股東代表，三分之一是獨立董事，六分之一是高管。應該說主要是股權董事決定了高管的待遇水平。當這些股權董事看到高管層為他們創造了更高的利潤時，加薪是合適的獎勵。實際上，過去幾年金融機構高管年薪的高速增長，正與它們的利潤大幅增加密切相關。并且，金融企業的非國有股比重越高，高管的待遇越高，深發展、民生、招行、浦發就是這種排序。從這個角度講，對于為自己創造財富增值的金融家，非國有銀行的股東們更愿意兌現獎勵，而只要他們自己覺得合算，那就沒有什么可指責的。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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