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走勢宛若一幕戲劇。4月10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收報6.9916元，一時間有關人民幣“6時代“的報道和分析充斥報端。但誰也沒有料到的是，“6時代”僅僅存在一天之后即暫告結束，次日人民幣匯率又重新回到了7元關口的上方。

　　我認為，這樣的走勢對于反對人民幣加速升值的觀點而言，無異于是一次深刻的反諷。在技術層面，反對人民幣加速升值的論者主張，過快的升值只會加大海外資金對升值趨勢的預期，必然會成為進一步助推升值的動力。但事實并非如此。

　　熟悉貨幣匯率走勢的市場人士都知道，從技術層面研判匯率與分析股市走勢并無二致。人民幣匯率加速升值，對于長期投資者而言，不過是預期趨勢的延續，并不會改變其操作策略；而對于短期投資者，也就是市場所謂“熱錢”而言，匯率的快速上揚意味著短線市場走勢的風險，反而有助于遏制熱錢的進入。“6字頭”時代的得而復失表明了市場波動加劇，這與熱錢的利益追求并不一致。市場走勢與反對升值論者的觀點差異，清晰可見。

　　不僅如是，反對人民幣加速升值的論者幾乎在全部論點上都存在著明顯的錯誤，而據此做出的政策建議更是謬誤不堪。總結來看，其觀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人民幣升值過快給部分產業造成傷害，甚至會嚴重惡化社會就業；二是人民幣的加速升值強化了市場預期，引發熱錢的涌入，干擾了金融安全；三是人民幣升值是一場國際戰略競爭陰謀，海外勢力試圖借機使中國重蹈日本匯率升值后經濟衰退的覆轍。

　　對于這些觀點，我們不妨逐一做出分析。

　　首先看所謂就業問題。的確，人民幣加速升值將會影響勞動密集型制造企業的效益，繼而引發社會就業問題的出現。但是，這一“負面影響”并不能完全歸咎到人民幣升值上來。事實上，目前中國產業結構的弊病已經非常明顯，大量資源被分散地投入到低端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中。這樣的產業結構在給中國贏得“世界制造基地”名頭的同時，也意味著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和資源的嚴重浪費。從未來發展看，產業結構的優化是必然的趨勢，而人民幣升值只是加速了這一進程，而并非改變了結果。在這一進程中出現的失業問題，從本質上講暴露出的是國家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方面的缺失。讓企業以其經營利潤去承擔維持就業率的社會責任，本就不應該，更是與人民幣升值與否及其速度無關。

　　其次，升值預期與熱錢涌入的問題。對此需要澄清的是，并非是升值導致了熱錢進入，而是升值不到位導致了熱錢的進入。試問，如果人民幣匯率達到了多數市場參與者公認的均衡價格，是否還會有熱錢進入？顯然答案是否定的。

　　第三，至于要求人民幣升值系“國際陰謀”一說，更是高估了匯率波動的國際影響，也高估了一國經濟戰略利益的瞬息變化。所謂匯率，說白了就是一國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對于中國這樣經濟快速發展、勞動生產效率不斷提升的國家而言，本幣升值的趨勢是經濟上無法改變的規律。只是一國的調控當局會因為經濟利益的訴求，而去影響短期匯率的定位及其變動速度。但是，這一經濟利益訴求絕非長期戰略性的目標，而是因時因勢迅速改變的，并不存在所謂國際陰謀的可能性。

　　就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而言，勿須諱言，中國從2005年實施一次性匯改伊始，就一直處于海外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之下。但是從人民幣具體的升值速度看，顯然還是遵循了“以我為主”的策略。在美國“舒默—格雷厄姆”法案甚囂塵上、海外升值壓力最為巨大的2006年，人民幣升值速度卻是慢吞吞的。2008年，美國因其自身陷入次貸危機中，對中國物美價廉產品的依賴度大大增加，因此對人民幣升值的要求也隨之明顯減弱。然而就在此背景下，人民幣卻在今年一季度升值達到4.5%，創下匯改以來的最快速度。

　　這兩件事情的對比，清楚地表明：其一，并不存在所謂的“國際陰謀”，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利益都會因時、因勢而調整，其具體匯率訴求也會不斷變化。沒有一個國家會為了所謂“打壓別人”，而去傷害自己，人民幣匯率最多只是一時國家利益博弈的對象，但絕不可能成為長期戰略的貫徹目標。其二，匯率的變化方向和速度須從即時的國家經濟利益出發。當下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在于通貨膨脹的壓力，而國際上能源、農產品均以美元為標示價格，因此人民幣對美元快速升值能夠有效緩解輸入型通脹的壓力，這也正是當下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利益所在。就是從這一目的出發，今年以來的人民幣匯率才會主要對美元加速升值，但對其他主要幣種貶值。從具體的升值幅度看，人民幣一季度升值速度甚至慢于美元指數的貶值速度。從降低美元標價的產品輸入價格、緩解通貨膨脹壓力角度看，目前看似驚人的人民幣升值速度其實并不夠快。

　　綜上，當下反對人民幣加速升值的觀點，多是選錯或者擴大了批評的對象或程度，無益于對人民幣升值問題的深刻思考。同時值得強調的是，如果視匯率問題為國家利益所在，那么至少秉持一貫僵化的思維肯定是不足取的。(馬紅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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