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邊緣化是不正常的，貌似是社會現實和商業市場讓作家受了委屈。但可怕的是作家群體似乎都接受了這一現狀而心甘情愿對自身價值進行自我否定。在否定自我的同時，作家群體更急于改頭換面，為了讓自己得到承認而向流行文化集體投誠。

　　石康投身編劇行列就可以看出這樣的傾向，寫小說能有多少人氣？一部電視劇《奮斗》馬上把他推到媒體的風口浪尖上。劉震云的《我叫劉躍進》不也是靠著電影一個大廣告讓自己著實地又“火”了一把么？作品不再是中心，作品的商業性甚至作家的商業性占據了主導地位。

　　傳媒時代的特征不是看你說的是什么，而是要看誰在說，說話的這個人是不是有商業價值。80后乃至于85后的超新生代的作家更是把包裝、宣傳、炒作發揮到了極致，以謀求自己能具備某些明星式的轟動效應，將其轉換為市場增值元素。圍繞這些帶上引號的作家，還誕生了一大批不分青紅皂白只知追逐“偶像”的“粉絲”，他們甚至可以容忍自己“文學偶像”的抄襲行為而大加贊賞。

　　表面上看，這種現象使文學與作家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熱鬧非凡，其實這都不是文學的繁榮，而只是文學異化所帶來的喧鬧。因為這一切不再是以文學價值為核心。成為核心的是什么，那些癡狂的粉絲不明白，可作家心里都跟明鏡兒似的。

　　當大眾越來越多地將閱讀作品的興趣轉移到閱讀作家本人，并習慣于不辨香臭美丑地追捧“明星作家”的作品的時候，誰也無法否認，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文學、文化被市場魔力嚴重掌控的非理性時代。

　　川端康成在《雪園》、《古都》、《伊豆舞女》里的那種發現日本文化的憂傷與美，民間的插花、茶道、歌妓、禪，無不叫人起感懷之心，穿越國家民族人種之墻，這就是上乘的有靈魂的文學的功能吧。

　　發現民族文化，表述民族精神是作家理所當然的責任。我也不反對作家的選擇更趨多元，是為金錢、為獲獎、為名利而寫作，還是為理想、為藝術、為人類而寫作，這取決于作家自己的選擇。但是作家應該主張文學價值的實現，其作品中至少要有人文關懷，引導人進行反思，這條底線是不能夠放棄。

　　銷售量、知名度上去了而文學作品的審美閱讀體系形成了畸形循環。你想看什么，我就給你什么；你給什么，我就看什么。久而久之，人們只看好玩的、熱鬧的、不累人、不費心的，閱讀快感的逐漸低級成為了必然。

　　我不由得想到了最近所讀過的一本美國暢銷小說《時間旅行者的妻子》。作品從形式、結構上都有鮮明的意識流的風格，而表達的則是通俗的浪漫愛情故事，在主題上表現出了對時間、對生命、對愛情永恒的探索。這部小說在去年英國衛報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100本書”評選中，進入了前20名，比影響了幾代人的《飄》還要領先。我并不想過分地推崇它的文學價值，但是這樣的小說入選表明了在歐美社會對于文學創作的一種態度、一種扶植，從創作環境上準許作家進行的探索。使一個流行讀物具有了超越題材本身的限制，具備了更高的純文本價值。

　　可回到國內，我們的出版界有這種作品的生存空間么？媒體和評論界對這樣的作品又有多大的關注？出版商要的是商業再商業，娛樂再娛樂，甚至更露骨地問作品里限制級的成分有多少。媒體和評論界工作重心都跑到“韓白之爭”、“作家乞討事件”、“作家富豪榜”這些鬧哄哄的吸引眼球的事情上去了，發掘和扶植具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倒成了副業了。

　　說到這兒，不能不承認我們的作家也是悲哀的、評論界也是悲哀的，文學在被從事文學的人主動與被動的相互作用下徹底地“邊緣”了，從而不可回避地進入了一個沒有多元只有娛樂，不問價值只問價格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