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任孟山

　　今年的全國兩會有一道刺眼的風景，即富人牢騷滿腹，驚世駭俗之語不絕于耳，極大地沖擊了公眾日常的心理底線。且不說全國政協委員張茵的三個提案引來無數質疑，此處以兩位房地產商的言論為例：其一，身為北京某房地產公司老總的全國政協委員穆麒茹表示：“‘釘子戶’也導致了房價上漲。‘釘子戶’為了他個人的利益，損害了包括開發商在內的多數人的利益！”其二，身為祈福集團董事長的全國政協委員彭磷基說：“政府不應害怕上訪而犧牲富人利益。富人任人宰割，公平何在？”祈福集團是一家以房地產為主導產業的多元化產業集團。

　　難道這些房地產老板們不知道這樣的言論會使公眾感到憤怒嗎？以他們產業成就所反映出的智慧而言，他們肯定知道。但他們為什么還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呢？原因在于，他們說的并非不是事實，其言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并不全是胡言亂語。彭磷基說：“許多地方政府官員為了‘息事寧人’，對一些依法本該采取訴訟、仲裁解決，卻假借上訪鬧事人的請求，要求財力較強的一方當事人犧牲自身合法利益，來滿足這些上訪者的諸多不合理要求，以圖阻止上訪者的鬧訪行為，最終形成鬧訪者不減反增，上訪者問題‘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的局面。”

　　實事求是地講，彭磷基指的是“一些依法本該采取訴訟、仲裁解決”的問題，最終卻“因為愛面子、怕出事而對鬧訪人姑息遷就”。也就是說，他的出位言論的根源在于政府做了一些不該自己做的事情，是政府的越位導致了利益博弈沒能充分展開，沒能在法律框架內解決。在這里，我們暫不去評析彭氏整體言論中有多少不合理之處，單就這一點而言，其言論深刻反映出當下社會富人與窮人矛盾中的政府站位是多么的不合適，它們干了一些本該由法院解決的事情，它們將復雜問題簡單化，用行政權力的強力形式來解決社會矛盾。

　　當然，我們有中國特色的上訪制度，無論這個制度設計的初衷是否還存在，也無論這個制度現在的效果如何，從解決社會矛盾的角度講，它是一個減壓閥，是化解矛盾的一個疏通管道。而且，在“對上不對下”的官員選拔體制下，這個制度對下層官員具有一定的震懾作用，因為百姓能夠以各種形式越級上訪，吸引高層注意。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矛盾都要通過“上訪”這種形式解決，也不意味著官員為了自身利益或者地方利益，以此來要挾包括富人在內的任何人來為上訪買單。

　　依法治國已經是國家的基本施政理念，權力行為符合法律要求是對政府的基本要求。從法律角度講，房地產商和被拆遷的居民是平等的民事法律主體，他們之間的矛盾完全可以通過法律程序來解決。如果雙方都期望政府作為調解人對雙方進行利益平衡，在現行制度下，政府當然可以充當這個角色，問題的關鍵在于，這個角色是有限的，政府必須遵循不能強迫的原則，使雙方利益都能夠得到大體滿足。如果政府的調解方案不能夠讓雙方滿意，政府的角色也就結束了，它應該退出這個利益博弈的場所，轉由司法機構或者雙方都認同的其他合法形式來解決矛盾。

　　但是，在關于房地產拆遷的問題上，政府的越位是普遍存在的，或者為了地方經濟發展，或者為了官員個人的政績，或者為了掩蓋其中的腐敗問題，一些官員往往用權力威勢解決其中的矛盾：或者動用人馬強行遷走居民；或者讓房地產商買單，造成彭磷基所謂“富人任人宰割”和穆麒茹所謂“過度補償”；或者由房地產商出面強行解決而政府當做不知道，使得涉黑現象產生。“釘子戶”這種歧視性名詞，其實是政府對拒遷者的蔑稱。哪里有什么“釘子戶”？在利益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拒絕搬遷是一種正常行為。至于房地產商所說的“漫天要價”，他們如果不接受，完全可以找法院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講，誰都不必大呼小叫，大家在法律框架內解決問題就是了。當然，在這里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政協這種“名流俱樂部”式的地方，往往放大了富人階層的聲音，因為窮人在這里沒有機會直接發聲。

　　尊重每個人的說話權利，是政治文明的基本法則。沒有無源之水，很多刺耳的聲音之所以發出，是因為有現實因素。在傾聽這種聲音的時候，可能需要反思的不止一方，但最應該反思的是作為公民利益守夜人的政府，須知道，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社會越是要有序發展，政府就越不能越位。否則，不僅無助于化解矛盾，反而會使細小矛盾淤積下來，演化為更深刻的社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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