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周慧蘭

　　早期改革：膨脹—精簡—再膨脹

　　《21世紀》：1982年的機構改革，國務院部門數量減少，人員編制也從約5萬人減少為約3萬人，但是，到1988年時，工作人員總數又達到了5萬。這種“膨脹—精簡—再膨脹”的現象后來一再出現，原因是什么？

　　張卓元：機構雖然并了，表面上看人員也撤了，但政府的很多職能還沒有轉換，工作還是那么多，人員不夠就去借，比如中央的編制是20個，不夠用就向地方借，于是就出現了一再膨脹的現象，因此精簡機構最關鍵的是要轉換政府職能。

　　從目前來看，中央機關的公務員人數并不算多，人員多的是地方，特別是鄉一級，其次就是事業單位，現在事業單位有3000萬人。對于事業單位，到現在為止我們也沒有過大的動作，曾經有過一點，就是將原來部委的設計院、研究院等并到企業當中，但還是有大量事業單位(特別是學校)的人員并沒有改變。

　　汪玉凱：1982年的改革，雖然裁減了機構，裁減了人員，但后來都發生了反彈，這種“膨脹—精簡—再膨脹”的現象一再出現，既與當時改革所面臨的背景有關，也與改革的目標有關。

　　改革開放初期，因為計劃經濟思維的制約，認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必須增加機構、部門和人員，從而導致各級政府機構、部門快速地、人為地增加。到1977年，國務院只有57個機構，到1982年卻達到了100個。同時，粉碎“四人幫”后，大批老同志出來工作，卻沒有這么多的領導職位，只能增加副職。據統計，當時冶金工業部，正副部長一共24位。因此，當時面臨著機構龐大臃腫、隊伍嚴重老化等問題。

　　1982年改革的意義并不在于精簡機構和人員，其深刻影響主要是三個方面：第一，開始建立正常的干部離退休制度，打破領導職務的終身制。第二，鄧小平提出“革命化、知識化、年輕化、專業化”的四化標準，改造黨政干部隊伍，使一大批知識分子走向了領導崗位。第三，在這次改革中，探討了一種新的管理模式，即“地市合一”，把行署撤銷，實行市管縣體制，最早在蘇州、無錫等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實施，最后推廣到了全國，這避免了行政機構的重疊。

　　但是，1982年改革以后，人員“膨脹—精簡—再膨脹”的現象一再出現，這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1982年的改革并沒有提出轉變政府職能的概念，改革主要集中在中央部委，地方的改革并沒有深入下去。其次，行政體制改革孤軍深入。1987年以后，中國既要搞國有企業改革，又要搞政府改革，如果再搞事業單位改革，那就是三架馬車都要往前推進，沒有一個安定的領域。所以，1987年以后，我們著力推進國有企業、黨政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把原有的130萬家、2900萬人的事業單位先放在一邊穩住。以這種策略推進機構改革，導致在很多地方出現了行政單位和事業單位的數字游戲，行政機構編制不夠就改成事業編制，或者把整個行政部門轉成事業單位，每次改革后財政開支不但沒有降下來，反而增加了10%-15%。最后，用單一的行政思維推進改革，只能解決行政管理層面的一小部分問題，關鍵的問題幾乎一個都解決不了。因為行政體制和政治層面有聯系，沒有政治層面改革的配合，光靠行政改革解決不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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