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江南

　　記者在《理財周刊》工作了8年，越來越感覺到，理財是一門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很多重大的方針政策，其實只不過是落實了一種理財思路。比如關于全民分紅的議題，從經濟層面上講就 是一句話：政府和老百姓，誰更擅長理財？

　　從現實層面看，在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歷程中，老百姓口袋里直接分到的比例遠低于各級財政分到的，這是不容置疑的共識。在此情形下，有兩種模式可以改進這種趨勢，一是重新分配，無論是用減稅還是直接發錢的辦法，都屬于這種；另一種就是改變政府的理財方式，比如讓財政更多地投入教育、醫療、扶貧等事業，間接地改善民生。

　　比較這兩種模式，不難發現，核心思路就是：錢究竟是歸老百姓自己花好，還是政府替他們花好？

　　從歷史上講，錢一向是政府替老百姓花的，比如我父親那輩人，在國有企業工作，工資收入非常微薄，但是生老病死全包�，F在，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層面，這種分配模式都被證明是無效率的。

　　后來，醫改、教改了，似乎用了市場化的方式在演進，但其實還是行政主導的，最突出的矛盾是公共醫療和教育投入的增長速度遠遠低于財政收入的增長，道理很簡單，政府也是理性人，收進來的錢就天然地不愿意花出去，尤其不愿意花在這些不賺錢的事情上。

　　更重要的是，人們漸漸發現，政府花錢的效率和公平都不見得比老百姓高明。因為行政主導分配，就必然產生尋租，尋租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跑部前進；二是錢換權力的行賄索賄。無論哪種模式，都很難清除，也嚴重影響效率的公平。

　　2007年9月，時任中國央行顧問、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的樊綱曾發表過一個精辟見解：國內消費能力上不去，居民不愿意消費的原因不在于政策，而在于目前的社會體制……高儲蓄率并非來自居民個人，而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企業，特別是資源壟斷型企業和國有大型企業，應該通過征稅、分紅等形式讓全社會都分享到他們的高額盈利。

　　我們總是說要拉動消費，但是按照樊綱等人的測算，中國內地居民的消費意愿并不低，為什么感覺很低，是因為對GDP的貢獻度相對低；但這種低的源頭不是大家不花錢，是因為沒錢，因為GDP增長的大部分好處被財政和壟斷企業吃掉了，再指望老百姓有太多貢獻實在已經是不現實了。

　　一方面，政府有錢，但花得不科學，另一方面，百姓缺錢，還被要求多花錢；這對矛盾如何解決？我看，刑普委員的提案有值得一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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