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偉：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原副主任

　　任劍濤：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王建勛：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張尚仁：原廣東行政學院院長、教授

　　唐曉陽：廣東行政學院行政學系主任、教授

　　“九龍治水”有望解決

　　記者：過去“九龍治水”，有了利益，相關部門就一擁而上，有了問題，大家就一擁而散。今天，大部制改革方案已經公布，坊間普遍認為有望解決過去弊端。

　　王偉：我們現在推行大部門制，就是要回到全面統一精干效能的原則上來。以這次的冰雪災害為例。在陜西調研的時候發現，陜西漢中到四川那條路，四川方面把路封了，封之前根本沒有跟陜西打招呼。陜西感覺問題嚴重的時候，已經堵了6000輛車了。等陜西方面要求四川那邊協調的時候已經堵了12000輛，長達80公里，滯留在秦嶺山脈上。如果是一個大交通部，就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張尚仁：從政府職能調整的角度來說，此次改革回應了社會對政府機構改革的渴望，確有必要。權力的集中確實有助于解決“九龍治水”過程中的部門摩擦。但是，現在的社會問題已經越來越復雜，靠政府權力的集中和內部調整，是否可以解決問題?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內部分權制衡能否拴住“大部”?

　　記者：有人認為，“大部制”意在搞內部的決策、執法、監督權之間的制衡機制。是這樣嗎?會不會帶來新的問題?

　　唐曉陽：大部制的推行，必然使某些部委權力增大，這有沒有使決策、執行、監督等等公共管理環節統統集中到某一個部門的危險呢?如果是這樣，使機構之間的制約與外部監督減少，恐怕會造成新的問題。

　　王建勛：表面上看起來，這種內部的分權制衡，頗有點兒像西方國家搞的“三權分立”。“大部制”的思路是在行政權內部再搞三種權力，即所謂的立法、執法、監督。讓行政機關自己監督自己?真如果這樣，那不違背了“任何人都不得擔任自己案件的法官”這一法治基本原則了嗎?

　　大部制改革不宜過度拔高

　　記者：有人將大部制改革視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動機，如何看待政府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

　　張尚仁：大部制改革其實只是政府的一次正常的調整。它和政治體制改革是不同的。前者，只是政府機構內部的權力重新分配與調整，后者卻牽涉到整個國家權力的調整。現在有些媒體將之視為全面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動機，是過度拔高。

　　任劍濤：中國政府體制改革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行政改革問題，它確確實實地是一個政治問題。只有將中國政府體制改革坐實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基點上，我們才足以分析中國政府體制改革的關鍵問題，并透析其中的政治癥結，從而為中國政府體制改革尋找到突破口。

　　粵機構設置不必完全一致

　　記者：這場改革具體實施后會怎么樣?包括廣東在內的各個省份是否一定要和中央機構設置保持完全一致?

　　張尚仁：大部制改革預計將在2020年最終完成，實施時間長達12年，政府部門調整和適應的時間比較充裕，不至于太倉促和草率，有利于應對和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比較穩妥。

　　部制改革自上而下，在執行上應該不會遇到太多的阻力。各地包括廣東在內，機構調整之后應該還是要和中央對口，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具體實施中可能會有走形。新中國建立以來，政府機構改革已經反反復復推行了好幾次，這次會不會又出現反彈的這個老問題?

　　唐曉陽：大部制改革在推行過程中還會與地方具體情況相適應。比如說，在過去的政府改革中，其他省份的外經貿廳都去掉了，廣東由于對外經貿活動很多，情況特殊，就在廣東保留了外經貿廳這個機構。

　　很多時候，地方的政府機構不一定完全就要和上一級絕對保持一致，要根據地方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比如說，現在改革要組建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地方沒必要為此專門設立一個下屬局。

　　總之，大部制改革，還需要在推行過程中逐步完善。

　　記者 周志坤

　　南方都市報記者 陳亮 實習生 程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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