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瑞灼

　　在本屆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韓德云建議說，全國及地方重要價格決策聽證會應統一規定電視臺、電臺進行全程直播，從而充分發揮聽證制度作用，扭轉部分聽證作秀現象，使聽證真正促進行政決策和管理的科學化，平衡社會沖突和矛盾。

　　韓德云代表的建議當然是好的，代表了廣大群眾的呼聲，但在我看來，其實所有的價格聽證會都應當全程直播。

　　聽證會本身就是為了通過程序的公開促進權力的公正，將權力置身于陽光下，接受群眾和社會監督。它之所以受到現代社會民主政府和市民的歡迎，就在于它的公開性和透明性，有利于打造陽光政府，有利于提高政府行為的公信力。可以說，聽證會的生命力就在于公開，而“全程直播”是公開的最好形式。然而，縱觀近兩年從國家到地方的各種聽證會，其過程能通過媒體進行現場直播的實屬鳳毛麟角，而聽證會后，代表的意見是否被采納，采納到什么程度，對民眾而言大都是問號。而且，還有更多老百姓本應聽證的卻無法聽證。試問，不向外界開放，不允許直播的聽證會，群眾和社會如何參與，又如何行使監督的權利？顯然，封閉式的聽證會與聽證會的本意背道而馳。2008年1月22日在北京舉行的“降低移動電話國內漫游通話費上限標準聽證會”，最終沒能實現直播，受到了媒體和社會各界的質疑和批評。

　　一般來說，凡是要舉行價格聽證會的項目，往往與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民生無小事，所以所有的價格聽證會都應全程直播。把聽證會整個過程向公眾公開，通過電視、電臺全程公開直播聽證會，讓公眾都參與，不僅可以保證透明度，滿足公眾的知情權，而且聽證的過程也是對公眾進行一場生動的民主法制教育的過程，有利提高公眾的民主法治意識。這有什么不好？難怪不比在暗箱里操作，最后給公眾公布一個結果了事的做法強嗎？然而，就現有規定看，1998年《價格法》只在第23條有“建立聽證會制度，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主持，征求消費者、經營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論證其必要性、可行性”的規定，但對如何公開、如何進行社會監督，都沒有進行可操作性規定和強制性規定。

　　事實上，對于聽證會直播的實踐在個別地方一直都在進行。如廣東省2002年在全國率先對春運公路客運實行價格聽證會，由中央電視臺進行了現場直播；2003年，中央電視臺直播機票價格聽證會，人們盛贊聽證民主；2005年《廣東省愛國衛生工作條例(草案)》立法聽證會由廣東新聞網進行了文字直播；2006年，浙江省對《浙江省物業管理條例(草案)》進行立法聽證會，浙江在線新聞網站對全程進行了圖文、視頻直播；2007年，人民網現場直播北京市軌道交通路網票制票價改革方案聽證會。這些通過各種方式直播的聽證會都取得良好效果。

　　因此，有必要對所有價格聽證會進行直播做出統一的強制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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