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中國的貿易政策的基本指導思想就是“擴大對外開放”,毫無疑問，“擴大開放”是促使中國經濟幾十年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同時也是中國不斷融入國際貿易體系和國際金融體系的思想基點。

　　但是，對“擴大開放”的理解很容易狹窄化，“外部力量是主體，本國市場是客體”。也就是說，中國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一個資本引入地，而不是主動出擊的策源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十七大上，胡錦濤總書記所作報告第五章第(八)節采用了這樣的提法：“拓展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將“擴大對外開放”作為基本指導思想的提法消失。而去年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告繼續采用了“拓展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的提法。 “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的提法也正在逐漸成為主流。

　　實際上，我們認為“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正是對“擴大對外開放”含義的一次更深入的挖掘。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貿易政策頭號重心從追求總量平衡轉向調整優化結構；加強防范外部不利沖擊；強調對內開放的重要性；增強中國對國際市場價格和國際經貿規則的影響力。從長遠來看，最后一點尤其重要。所謂“大國”，就意味著不是價格和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而是價格和規則的決定者；中國的經濟總量稱得上“大國”，但在國際控制力上，中國還不算貨真價實的“大國”。

　　“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同“擴大對外開放”的差別在于：后者說法隱含地將自己放在被動地位，由外商來利用中國的銷售和投資市場；前者表明的是該經濟體系對外開放度如何。而目前的形勢是過度依賴出口、外資超國民待遇和外資壟斷對我國國民經濟乃至社會發展的負面后果正日趨嚴重，針對這些問題，最高決策層強調新發展觀，強調內資主導和自主創新，這種轉變符合民意，因此中國的對外經濟政策指導思想應當符合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指向。

　　另外，“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正是破除那種所謂的“消極式開放”。所謂“消極式開放”往往是將“對外開放”變成一種自我施加的義務和承諾。一旦有外界對這種開放質疑(例如此前外資在中國銀行股權領域介入引發的爭議)，往往被借此為幌子，給這種質疑扣上“反對對外開放”的帽子，而不是做合理的判斷和裁量。

　　而且，中國在開放經濟中面臨的重大問題如出口貿易中克服貿易伙伴的保護主義傾向、獲取海外資源供給受到國外政治勢力的壓制、對外出口和發展對外投資遭遇各種“潛規則”(例如中國的食品有毒事件)等等棘手問題都是狹義的“對外開放”概念所無法涵蓋的。如果說過去中國建設開放經濟的重心是中國擴大對外開放，那么現在中國越來越需要向中國的貿易伙伴有理、有利、有節地提出進一步市場開放的要求。

　　歷史地看，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在海外的經濟利益不多，當時，海外的市場開放度已經足以讓中國規模尚小的對外貿易騰挪。彼時僅僅強調“擴大對外開放”已經足以增加中國從國際經濟體系中之所得。但時至今年，中國的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量將會超2.4萬億美元；中國有數以千億美元計的主權財富基金，國企資本以及民營資本需要外投。中國在海外的經濟利益(包括原料和能源供給、銷售市場、投資市場)已相當可觀。但貿易伙伴對中國商品、資本、勞務的開放度早已屢屢觸及天花板，中國淪為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已逾十年，此時繼續片面強調“擴大對外開放”，無異于僅僅給自己施加約束，卻不要求貿易伙伴承擔任何向中國開放采購、銷售、投資和勞務市場的義務，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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