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瓏銘

　　在全國政協第十一屆一次會議的小組討論會上，一位女委員對全國政協委員張茵的提案提出了異議。這位委員對張茵提出的3個提案進行了評析：一個是勞動密集型企業應取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而她本人的玖龍紙業公司就是勞動密集型企業；二是降低富人稅負，把月薪10萬元以上的最高累進稅率從45%減至30%，而她本人就是富人；三是鼓勵企業進口先進高效的節能環保設備，給予5年至7年的免征進口關稅和增值稅的過渡期限，而她本人的企業是會造成嚴重污染的造紙業。

　　這位政協委員認為，政協委員“不能只代表你所處的利益集團”，不能違背全國政協賦予的崇高使命，“應該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境界。”

　　同樣引起爭論的還有很多。據報道，身為信息產業部電信研究院副院長的曹淑敏，在小組討論中發言，剛說了句“手機通話費不是高收費”，立刻引起了現場一片嘩然，認為手機通話費過高的其他委員馬上“群起而攻之”。

　　敢于代表自身所處的利益集團講話，彰顯我國民主政治的進步，許多人對這一點表示了肯定。但是，作為全國最重要的參政、議政的會議，代表、委員的確應該走出自身角色的局限，不能完全為自己所處的利益集團說話，這是由我國民主政治的特點所決定了的。

　　首先，代表、委員參政、議政所指為國事，所談的是大局，目的是促進這個國家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和諧，并非小的局部利益。如果代表、委員完全站在自身利益角度提交議案、提案，就可能使相關政策的傾向性發生改變，自然也容易被公眾解讀為是在利用公權力牟私。比如，我國《代表法》明確規定：“代表有權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對各方面工作的建議、批評、意見。有關機關、組織必須研究并答復。”也就是說，即使人大代表的建議帶有為自身爭取利益的成分，公權力也需給予高度重視，這在某種程度上容易造成權力的濫用。

　　其次，代表、委員名額的有限性。有評論認為，代表、委員代表其所在的利益集團發言，真實表達自己的主張，提交相關議案、提案，使得我們的民主政治更具有真正豐富的內容。這種觀點從表面上來看似乎無懈可擊，但是別忘了，我們的代表和政協委員名額是有限的，并非是均衡分布的，不是每一個行業、每一個利益群體、每一個機構甚至每一個企業，都有人成為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有的行業或利益群體的代表、委員人數可能比較多，而有的行業或利益群體可能就沒有人參加兩會。在這種情況下，倘若每個代表、委員都完全站在自身利益角度提交議案、提案，為自己爭取利益，那么，那些沒有代表、委員的行業或利益群體的利益就可能因此受到損害。

　　應該認識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有著很大區別，前者是為人民服務，以大局為核心；后者是為各種利益集團服務，是以小集團利益為重，主要體現在各種利益集團的激烈博弈與交鋒上——這種博弈從議員的選舉層面展開，在這一過程中，各種利益集團代言人逐漸達到某種平衡。而在我國，由于政治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代表、委員的資格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參政、議政的能力和素質，并非是各種利益碰撞的結果。因此，代表、委員參政、議政的核心，乃是為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社會的和諧，這本身就決定了代表、委員們不能完全為自己所處的利益群體爭取利益。

　　尤其是在目前，強勢群體的利益訴求渠道本來就比較多，而相對弱勢的普通民眾所面臨的問題更迫切需要解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民主政治的平臺變成一種利益博弈的平臺，不僅造成公共權力資源的浪費，還可能因為弱勢利益群體的利益被忽略而埋下隱患。因此，代表、委員應該以大局為重，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使民眾能夠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實惠，使整個社會變得更加和諧——而這，不正是兩會參政、議政的重要目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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