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張茵提了三個提案，因為這三個提案都代表了她所在的利益群體，張茵不僅遭到了網民的批評，甚至有全國政協委員也對她提出批評，認為“政協委員應該有一個定位，你既然處在這個平臺上，你的話語就不能只代表你所處的利益集團”。

　　這位批評者引用了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大會上所作的報告：“各級政協委員是各界群眾的代表人士，應該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境界，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必須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人民政協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人民政協要努力為群眾解難事、辦實事、做好事。”

　　這位批評者認為，這段話界定了全國政協委員的職責和要求，張茵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批評者認為張茵錯了，主要的理由是：張茵提出勞動密集型企業應取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而她本人的玖龍紙業公司就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她提出降低富人稅負，把月薪10萬元以上的最高累進稅率從45%減至30%，她本人就是富人；她鼓勵企業進口先進高效的節能環保設備，給予5年至7年的免征進口關稅和增值稅的過渡期限，她本人的企業正是會造成嚴重污染的造紙業。

　　如果批評者只能拿出這樣的理由，我們以為，張茵不應該受到責難，批評者的理由未免牽強。

　　從賈慶林的報告中，我們不能得出張茵，乃至任何一個政協委員不該代自己所在的群體立言的結論。政協委員確實應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張茵作為新的社會階層的代表人士，她所關注的問題，也正是很多企業界人士關心的問題。張茵替企業界人士提出自己的意見，反映企業界人士的呼聲，有什么不可以呢？

　　如果以批評者的意見推論，一個銀行家參加政協，就不該站在金融界的立場提出提案；如果身為農民，僅僅站在農民的立場提出提案，也可能顯得不那么“先天下之憂而憂”；如果身為大學校長，主張國家財政幫助解決大學債務問題，那顯然也是私心作祟了。批評者認為，“歷史要求，我們要兼善天下，要有這樣一份情懷”。敢問以此推論，如何才算得上“兼善天下的情懷”呢？

　　政治協商制度的存在，就在于承認社會分層和利益的多元化，承認在求大同的前提下可以有各自的利益訴求。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目的就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反映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和要求，促進國家重大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政協委員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各個領域，他們代表各階層和領域對國家政策方針提出意見和主張，本是很自然的事，這是一個國家政治生活正常化的體現，也正意味著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

　　換個角度看，輿論對張茵的批評，倒未必是因為張茵站在自己所在階層的立場上提出了代表所在階層利益的提案。癥結在于，張茵是有錢人，是富人、是老板，身為富人而更多地為富人主張，身為有錢人還要求減免稅、身為老板還要求取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這恐怕才是批評者不能接受的。

　　但這顯然有悖于政治協商、參政議政的本意。張茵的提案只不過盡到了她作為政協委員應盡之責，張茵盡可以坦率地提出自己的主張，盡管明確地亮明自己代言的利益群體，張茵的合法權利應該得到維護。我們歡迎張茵這樣的政協委員，我們樂見更多像張茵一般的政協委員。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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