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改革”任重道遠

　　-何剛 文

　　正在舉行的全國兩會，涉及政府換屆、改革開放30周年和北京奧運會等重要而獨特的背景，因此引發了海內外高度關注。經濟界人士尤其關心，在中國逐步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的今天，與之相匹配的政府職能能否實現進一步的轉變。當然，這對中國未來至關緊要。

　　其實，這也是溫家寶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的一項重要內容，其核心就是要更加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明確其權力邊界，讓那些可以回歸市場、交給公眾自行決定的事，從政府的權限中放出去。這其中的改革難度之大，大家也不難想象，因為這首先需要從改革的總體思路上，明確政府與市場的合理分工，特別是要讓政府舍得放權。

　　這就需要對政府機構組成和相關職能權限進行優化，而這也是今年兩會要討論決定的一個重要事項，即公眾熱議的“大部制改革”。

　　政府的大與小，其實不是核心問題，關鍵在于政府公共服務質量的好與壞、運行效率的高與低、職能權限的寬與嚴。世界歷史證明，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匹配的政府職能，是需要有自我限制的，是要講效率的，是不能無限膨脹其權限的。反觀中國政府職能的轉變歷程，我們對市場經濟體制從不熟悉到逐步熟悉，在打破舊的經濟運行與行政管理架構基礎上，一點點放開了對市場的管理，率先在一些經濟領域實現了政府退出和職能轉變，促進了改革與發展，這是應當充分肯定的改革成果。

　　不過，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與市場化的速度，其實遠快于同期的政府職能轉變與政治體制改革。今天我們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要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加大政府職能轉變的力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也是去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的下一步改革發展的一個重要思路。

　　具體地看，轉變政府職能首先要對政府部門的權限進行合理設定。這里面一個審批權，一個收費權，尤其需要在公眾監督下，經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授權才能擁有。

　　從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看，合理的政府職能必須是公共服務性質的，這就需要我們從官員政績考核入手，避免單純以經濟增長等硬指標來決定官員升降，而是要引入更多涉及民生與公共福利的考核指標，引導政府官員更多地從公眾利益出發考慮問題，進行決策和行動。

　　市場經濟是鼓勵競爭的，尤其是要確保公平、公正的競爭秩序。這就要切實轉變政府在經濟運行中的角色，不要讓政府繼續成為一個具有壟斷優勢的經濟主體。政府的角色是制定政策、維護制度，是做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推動者。這就決定了政府只能是裁判，而不是具體的經濟利益追逐者，甚至變成最強大的運動員。這其中涉及的政府職能轉變和從具體經濟領域退出，任重而道遠。

　　強調轉變政府職能，并不是說國有資產不重要。相反，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恰恰需要與之匹配的國有資產管理與運行機制。這里面的差別在于，有關政府部門代表人民作為國有資產的管理者，與直接插手國有資產在市場經濟環境里的具體運營，是兩回事。保持或強化政府部門作為國有資產管理者的角色，并不需要讓政府部門更多地干預其具體運營，而是要培育一大批適應市場競爭，可以讓國有資產有效保值增值的企業主體。

　　接下來的事情就好辦了，政府可以享受市場經濟發展的成果，通過合理的財稅安排獲得比較充分的財稅收入，然后根據國家發展戰略與公眾利益需求，進行合理的財政支出安排。從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政府要優先考慮那些不能通過市場體制完成的公共事務，比如基本的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

　　各國進行大部制改革主要是為了克服機構重疊、職能交叉、權責脫節等政府管理問題。英國是較早實行大部制的國家。20世紀60年代后期，英國開始在內閣中組建大部門，擴大業務管轄范圍，將有聯系的事務交由同一部門管理。目前英國政府有19個核心機構。

　　經合組織的29個成員國的中央核心機構的平均數量為16個。約有30個機構的新西蘭是部門最多的國家，最少的瑞士只有8個。美國、法國15個，日本12個。與我國國務院目前有28個組成部門相比較，數量相對較少。

　　處于市場經濟轉型期的印度(41個)、印尼、俄羅斯等國家，中央政府核心機構的數量總體相對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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