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睿鶇

　　“我國資本市場的稅收政策應該以合理投資為導向，倡導長期投資、抑制短期投機、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扶持中介機構健康發展為政策取向，建立起多層次、多環節、協調征管、體現公平的資本市場稅制。”(《上海證券報》3月3日)

　　這份由民建中央提交的《關于完善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稅收政策》的提案，成為今年全國政協編號為“0001號”的提案。這意味著，民建中央這份重量級提案，注定將成為今年兩會熱議話題，這不僅對資本市場稅收政策的構建起到促進作用，更為重要的是，能為資本市場提供公平公正的稅收環境。

　　從這份提案來看，建立多層次資本稅收體系的構想，非常具體與“豐滿”。無論是印花稅稅率設計，還是投資所得稅與個人和企業所得稅的銜接等方面，都提出了較為客觀和務實的建言。然而，盡管民建中央“0001號”提案中的制度設想，能得到大家的認可和肯定，但是，筆者覺得，要想讓資本市場稅收體系，成為質量和品質皆為上乘的公共政策，必須堅持兩項前提條件：一是民主稅政，二是稅收法治。否則，即便有了完善的資本稅收體系，也會演變成空中樓閣，執行起來變質變味。

　　所謂民主稅政，就是指政府一切征稅活動，需要最嚴格的民主控制和暢通的利益表達機制，以使民眾的意愿能夠真正地約束征稅權，使稅收不至于違背民眾的意愿，而變成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

　　稅是民眾與國家之間發生最直接、最廣泛關系的領域。在一些國家，民主稅政已成為政府的自覺行動。人民代表或議員可以代表人民與政府協商，對每一項稅收，包括涉及到稅額和稅率等問題，甚至于征收或廢止某一稅種，都要進行充分博弈，各利益主體進行充分的討論和議價，任何一方都沒有單方面定價的特權。

　　在我國，民主稅政尚未萌芽，民眾在稅收上沒有任何發言權。譬如，近段時間來，開征資本利得稅的消息就在股市里鬧得沸沸揚揚。雖然后來一則“3年內不征資本利得稅”的傳聞令投資者稍感安慰，隨后又有“權威人士”表示“我國尚無征收資本利得稅的計劃”。很明顯，這是民主稅政缺憾最為具體的表現。

　　從稅收法治來看，也來不得半點樂觀。一項統計顯示，我國現行稅收行政法規大約有30部，有關稅收的部門規章有50部，其中，經人大立法的只有《稅收征收管理法》、《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三部法律，即便如此，在這行政為主導的稅收法規體系中，有相當數量的稅收行政法規、規章并未得到法律授權，而是由國務院，甚至國家部委自行決定的。

　　就拿印花稅來講，按照稅收法定原則，稅率由1‰上調至3‰，應由法律進行規定，或者由法律制授權國務院規定，但在去年印花稅政策變動時，我們根本未見到任何相關法律規定或者授權，而是由部委自我授權進行稅率調整的。

　　所以，筆者以為，現在比“0001號”的提案更為迫切的是，要盡早構建國家稅收兩個內核：民主與法治。惟有稅收政策在制定過程中，嚴格按照稅收民主與法治程序，來進行制度設計、安排和執行，這不僅會符合民意，更能體現稅收公平公正的本質要求。資本利得稅開征傳言和“5·30”事件，也根本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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