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報評論專欄作者 李華芳

　　我在2月22日的《南方都市報》發表了一篇討論東莞提高最低工資吸引勞工的文章，指出提高最低工資會扭曲市場運行機制，而從長期來看，市場機制扭曲將會對產業產生不利影響，應該著力避免。這個觀點遭到了強烈的反對，似乎任何反對提高最低工資的說法，都有相似的命運。

　　通常而言，扭曲會發生在最低工資標準高于市場出價水平的基礎上，在這種情況下，會造成就業率降低。不過東莞市提高的最低工資標準仍然低于市場價格，并且與其他地區相較而言又不具有優勢，那么其意義何在呢？也許地區之間的競爭提供了一個視角，即珠三角與長三角相比，在工資水平上可能沒有吸引力，但是相對于其他地區依然具有競爭力。如此一來，東莞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或許目的在于吸引低價勞動力前來。

　　問題在于，低價勞動力并不適應東莞下一步產業升級的需要。而且從東莞臺資企業大舉撤離的現象，也可以推斷出產業的“梯度轉移”過程正在發生，當然這一過程也發生在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之前，并且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兩稅并軌、環境成本上升和對《新勞動合同法》的預期等，也不是由于提高最低工資造成的。所以，大致可以說提高最低工資與產業升級的關系并不密切。

　　當然有人說勞工成本上漲會迫使低端企業進行梯度轉移，不就實現了產業升級嗎？但勞工成本上漲并不是因為珠三角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而是因為在長期的人力資本被低估的條件下，現在近乎所有要素價格上漲、通貨膨脹又較為厲害，勞工工資在這種情況下自然要提高。這是因為市場的需要，而不是由于最低工資標準提高。

　　也許有人會說，美國在克林頓在任時也推行了提高最低工資的標準的政策，并且底層的實際工資因為最低工資提高而獲得了一定的增長。這聽起來是擁抱最低工資制度的理由。但正如我們應該意識到，早在1992年克林頓以此為競選口號之前，美國勞工的實際工資就開始上漲了，而提高最低工資更多是由于工會和選票的力量，而不是出于經濟效率上的考慮了。

　　那么為什么要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并且提高了之后依舊低于市場價格呢？可能的解釋是，這一政策的真實意圖并不在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是表明一種姿態，以順應勞工真實工資已經上漲的事實。但其與經濟效率無關，與產業升級也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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