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商 灝

　　雖然降低印花稅的預期若能實現或將帶給股市些許燦爛春光，而當通脹趨向于變離低速，以過快甚至急速上行，通脹將變成全社會的公敵。

　　世界各國的貨幣當局都不敢對通脹掉以輕心，德國人甚至賦予其中央銀行唯一的政策目標——反通脹。

　　經濟學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早就對通脹給出了答案：無論何時何地，它都是一個貨幣現象。

　　在當下的中國，雖然我們不能排除豬肉短缺和雪災等對通脹的貢獻，但去年以來中國的貨幣數據已經強烈支持著“通脹是貨幣現象”的看法。因此央行高官近日表示，將采取綜合手段來實施從緊貨幣政策，包括公開市場操作、準備金率、對貸款進行窗口指導、利率和匯率政策等，從中進行最優組合，從而使通脹達到可以接受的范圍。

　　人們早已看到，世界各國治理通脹的一個成功經驗，就是放松國內的資本外流以及加強宏觀政策的協調。人們還發現，一個比較接近合理均衡水平的匯率、利率和宏觀政策對于資本流動是重要的。

　　人們還看到，資本在國際間大規模地頻繁流動已成為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資本的跨國流動也對國際經濟產生了重要影響，特別是通過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了各國福利。

　　有序推動人民幣的雙向流動，或可更好地緩解外匯儲備過多的問題，從而有助于改善流動性充裕的局面，同時也能更好地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

　　縱觀全球，新興市場國家資本流入都非常明顯。各國應對資本流入的資本管制政策都無法根除大規模的資本流入。因為局部的資本管制對于開放的經濟體作用有限，被管制的資本總可以通過未被管制的渠道流入國內。而在今天開放的中國，再繼續實施全面的資本管制已經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了。

　　資本項目開放毫無疑問必須切忌過度開放，同時資本項目的結構調整也需綜合考量多重因素，只有使內部價格機制改革同外部價格調整結合起來，才有利于經濟長期發展。資本項目開放作為一種政策取向，制定遠期策略時顧及眼前現狀本無可非議，然若過于追求時機的成熟與否及對外界反應關注太多，又有可能會錯失機會。

　　有外管局官員就曾指出：“資本開放擔心出去有風險，人民幣升值又擔心出口受影響，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如果持續這樣，泛濫的流動性蔓延，這種狀況中國能扛多久呢？”他舉例稱，作為拓寬外匯流出渠道的港股直通車，雖然政府強調由于技術因素不完善被叫停，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擔心市場風險，“如果總是閉門操練，中國投資人何時能練成國際水平呢？而一味強調時機成熟，永遠都不會有十全十美的一天。”

　　盡管國內金融界目前存在一些關于資本管制是有效的，應該加強資本管制的觀點，但是事實證明，資本管制政策可以堵住國際金融資本套利中國，但無法堵住商品套利的渠道。外貿出口增速的迅猛增長拉動經濟似乎一片繁榮，但實際上“民工荒”和原材料、能源等基礎產品價格猛漲已經告訴我們，中國經濟資源已經支持不起如此快速的出口增長。

　　眼看國內熱錢洪流滾滾，股市樓市泡沫飛揚，通脹形勢日益惡化，資本管制政策還有什么意義？嚴峻的現實已使央行對于資本項目管制不再自信。

　　事實還證明，在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和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四大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中，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仍然是宏觀經濟中最突出的問題。居高不下的貿易順差，帶來央行被動投放大量基礎貨幣、國內流動性過剩、進而推高資產價格等一系列難題。

　　而要實現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就涉及到人民幣匯率和外匯管理體制調整，就需要一定幅度的匯率調整——即實體經濟層面能夠承受的匯率升值，加上更大程度的經濟結構和外匯管理政策調整，包括放松對資本流出的管制、嚴格對資本流入的管理，從而將過去“重流入、輕流出”的理念調整為“促流出、重監管”。

　　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是人民幣國際地位提高的必然，盡管央行從未給出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時間表，但迫于資本和貿易項下的順差積聚的龐大外匯儲備壓力，去年以來政策調整步伐明顯加快，在資本項目開放上，流出管制松動，流入管制收緊跡象明顯。而央行官員的最新表態顯示，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或許將被視為化解當前通脹壓力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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