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下半年起，媒體便屢見有關在華韓資企業管理者不告而別、甚至“夜半逃逸”的報道。韓國進出口銀行2月12日發表的題為《青島地區投資企業的非法撤離現狀》的報告指出，從2000年到2007年間，共有8344家韓國企業在青島投資，其中2.5%的企業(206家)已經非法撤離，尤以2007年的情況最為嚴重，非法撤離的企業多達87家，占撤離企業總數的42.2%。

　　根據韓國工商協會的調查，韓國企業非法撤離的主要原因包括中國“清算程序繁瑣”、企業需要補充繳納土地使用費及減免的稅款，以及“地方政府不予協助”。各種調查還顯示，除了不辭而別的韓資企業，更多的外資企業也已經或正在考慮合法地撤離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區,甚至索性撤出中國。

　　這些現象折射的正是中國必須正視的問題：如何面對生產成本上升所推動的大規模國際產業轉移，如何利用外資撤離提高開放質量并推進產業升級。

　　事實上，非法撤離的韓資企業主要集中在首飾加工、紡織和皮革生產等技術含量低、高污染、高能耗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人民幣升值、新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或多或少增加了企業的用工成本、工人工資上漲、外企稅制改革降低了對外企的優惠程度、控制污染的要求更為嚴格、生產資料價格高漲等因素，都大大地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成本，而上述勞動密集型企業對于成本的變化恰恰最為敏感。“夜半逃逸”自然絕不合法，但撤離中國對他們來說卻是一個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

　　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超過一千美元后，一國要素成本將會相對快速地上升，國際資本也將隨之不斷轉移到其他成本相對較低的國家與地區。這種某一產業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間伴隨著產業轉移而興盛或衰退，以及某一國家內部各種產業先后興盛衰退的“雁行”形態，最佳的例子正是二戰后東亞各國經濟發展及與產業結構變遷的歷程。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以及競爭力變弱的生產技術轉移到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地；而到了八十年代，在韓國、中國臺灣和香港地區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又紛紛轉移到中國大陸與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東盟各國。二十年過去了，人均GDP已超過一千美元的中國在未來幾年里也將出現大規模的產業轉移浪潮，在鞋帽、衣服、玩具、日用品上的“中國制造”標簽很可能將越來越多地變成“越南制造”或“柬埔寨制造”。

　　這一輪發生在中國經濟最發達區域的外資轉移，或者更嚴格地說，低端外資項目外遷的現象，從更大的范圍看，反映的只不過是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合作加快發展的大趨勢，以及正在加速的新一輪全球生產要素的優化重組、產業轉移浪潮。

　　只求數量、不求質量地吸引外資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應該歡迎外資調整在華投資戰略，從單純利用廉價勞動力、原材料等生產要素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轉向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加工度的技術密集型、資金密集型甚至知識密集型產業；由單純的加工貿易型企業與單向投資模式，逐步轉向生產基地與銷售、服務、投資相結合的橫向一體化投資以及上中下游產業項目聯合的縱向一體化投資。而在努力規范與簡化外企撤資手續和程序的基礎上，對于那些以中國工人的血汗、中國環境的惡化、中國稅收的流失為代價不顧一切牟利后不負責任地撤離的外資企業，我們更應該在曝光其惡劣行為、追查其法律責任后，歡送它們離開。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在中西部地區改善招商引資環境以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并積極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按知識經濟與技術經濟的要求改變勞動力結構，投資、培育與儲備人力資本，通過產業配套、研發配套、延伸產業鏈，以高水平的自主產業創新與升級能力有效避免國際產業轉移可能為中國帶來的“產業空洞化”的痛苦過程。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應該感謝那些“夜半逃逸”的外資企業，因為它們證明了由成本上漲所推動的大規模國際產業轉移的殘酷無情，并用自己的行動使作為其目的地的下一站警惕它們不守信的短視與浮躁、不守法的自負與傲慢。基于個體考慮而做出的決策卻往往扎堆形成一種集體性的無序潰退與信任危機，也可能恰恰反映了某些民族的素質與國民性。

　　中國政府與中國企業也應以此為鑒：利用廉價勞動力與優惠措施獲得的短期利潤將可能使自己不思進取，耽誤了產業結構升級換代和企業轉型的最好時機，最終低附加值的產品被鎖定在國際產業分工鏈條的最低端，甚至在不斷被動地搬遷挪移中被淘汰出局；而個別外企以不遵守他國法律、不尊重契約精神、不履行合同承諾等方式完成轉移與外遷的“市場化”與“理性”行為，將令其在國際分工中信譽全無。非法逃離的外企在企業信用、產業口碑、國家形象等方面付出代價，同時也給我們自己上了深刻的一課。(沈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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