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27日閉幕的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和＜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同意把＜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提請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這意味著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將要拉開序幕。

　　在兩份提交審議的報告中，＜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屬于原則性文件，＜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則是分步實施、循序漸進的五年計劃方案，可能到2013年換屆時才能全部完成。中國的改革發展主要涵蓋五大領域，包括：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在過去五年，中央已先后出臺了關于經濟、黨建、文化、社會四方面的改革文件，＜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的出臺，預示著全面改革時代的來臨。

　　此次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大部委制度。中國長期以來存在部門設置過多，職能相互重疊，以至于政出多門，政府運作成本高、效率低、部門利益被強調等弊病，產生大量協調問題和內部紛爭。當遭遇突發事件時，目前的體制很難作出迅速的反應，而更多地依靠領導人動員和督促。組建大部委，就是由九龍治水到明確事權，把職能相近、業務雷同部門合并或拆減，實現權責分明，并在大部委內部建立決策、監管、執行分離的行政架構。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要求政府更多地進行宏觀管理，減少微觀管理，增加管理效率。

　　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是為了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需要。“中國奇跡”的產生應該歸功于過去長期強調“發展效率”的行政體制，在這種構架下，政府部門以GDP的增長為行政的重要內容，從而利用手中的行政權力全力支持經濟建設，實現了在政府主導下的經濟中長期的繁榮。但是，發展至今，中國收獲經濟高速增長成果的同時，也面臨一些新的問題，如污染嚴重、資源緊張、貧富差距拉大、貪污腐敗橫行等，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也遇到行政權力的阻礙。因此說，中國要解決改革帶來的副產品并實現可持續的發展，不能不建立新的政治框架。這個框架不僅需要提高行政管理和組織效率，更重要的是轉變政府的職能，退出市場而致力于為公眾和市場提供日常的公共服務、處理各種各樣的突發事件。在市場方面，還要解除對要素的壟斷和價格管制，避免經濟結構進一步扭曲。

　　應該說，大部制就是對現有權利和資源的一次重組，必將面對利益集團的阻力，這是政府自我改革的主要風險。現有的行政框架仍然帶有計劃經濟時代的色彩，其重要特征就是部門利益最大化，部門權力過于集中并難以監督和制衡。大部制將打破這種長期存在的利益格局，強調社會服務和市場利益，毫無疑問會困難重重。因此，此次改革的原則是先試點，循序漸進，逐步推進，防止改革對社會經濟運行產生干擾。

　　這凸顯了改革的困境。目前，社會經濟的發展積累了很多打破舊體制后所產生的矛盾，這些矛盾也越來越激化，公眾要求建立新的更注重民主與公平制度的迫切性很強。現實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與公眾需求的壓力，要求改革務必盡快有效地展開以做出回應。但是，源自內部推動的行政體制改革如果積極推進而遭到反對，勢必產生震蕩，從而對社會和經濟的穩定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如何快速回應外部的需求和壓力，同時破除內部阻力，實現平穩改革，維持內外力量的平衡是一個難題。但是，由于公眾要求改革的壓力相比內部阻力無形而廣泛，因此，行政體制改革最需警惕的是對內部阻力的妥協，這要求改革具有強大的推動力和憂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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