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平

　　19世紀四十年代，德國還比較落后，但后來德國的經濟發展卻令世界矚目。這與一個叫做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經濟學家的生產力理論可能不無關系。

　　當時英國經濟比較發達，發達的英國經濟催生了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認為財富很重要，財富可以使一個國家富裕起來。然而，對于相對落后的德國而言，顯然更為重要的不是討論財富本身的問題，而是應當討論如何發展財富的問題。據此，李斯特認為，“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他以德國的歷史為例，證明了他所講的生產力的極其重要性。德國過去備受災難，之所以能盡快恢復，就是因為保住了生產力沒有消失殆盡。

　　那么，什么是李斯特所講的生產力呢？仔細研讀李斯特關于生產力的論述，我們發現李斯特的生產力理論的特點是：1、李斯特所講的生產力、或者國民的生產力，并不是我們通常所講的包括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勞動者在內的、與市場關系形成對應的、并決定生產關系的生產力。李斯特所講的生產力要么是社會經濟進步的一種表現，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種標志。要么是一種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制度安排，有了這樣的制度安排，就有了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的增值。2、李斯特所講的生產力，酷似當代新制度經濟學所講的經濟發展的制度安排，既有正式的制度安排，如對不動產的保護，司法公開和國會立法等，也有非正規的制度安排，即與正規的制度安排相適應的精神力量。而這一切的樞紐點，都在于倡導和推崇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自由。3、李斯特特別強調一個社會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環境對于個體生產力的影響，個體的生產力受制于制度和環境。制度、氛圍、環境可以激發和壓抑一個人的激情和創造力。4、一個有效率的系統的生產力組織，是一國經濟興起的原因所在。后發展國家缺少的正是這種能夠促進社會財富增長的生產力，能夠促進社會進步的制度安排。

　　既然創造財富的生產力比財富本身更重要，那么，一個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要有長足的發展，就不能僅僅著眼于眼前的財富，而是應當著眼于生產力的培育。

　　李斯特以兩個地主的不同選擇為例，說明了著重于眼前的財富和著重于長遠的生產力培育的截然不同的后果。這兩個地主都是一家之長，每年可以積蓄一萬元，各有5個兒子，前一個將他的儲蓄生息，叫他的兒子從事普通力作。而后一財主則將儲蓄用來培養他的兒子，把其中兩個培養成有技術、有知識的地主，使其余三個隨著自己的興趣學習一種專業。前一個家長，看重眼前的財富，后一個家長看重未來的生產能力。前者在他臨終的時候，如果就財富而言可能比后者要富裕得多，但就生產力而言，卻比后者差了許多。后者把他們的地產分成兩份，由于改進了技術和管理方法，結果產量是原來的兩倍，而其余三個兒子各有專長，獲得了豐富的生活資料。前者把地產分成了五份，且生產方法依舊，五份的總產量比前毫無增益。后一家則在精神力量和才能上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而且一代一代傳下去，財富的生產能力不斷增加。而前一家族地產越分越小，愚昧和貧困在所難免。李斯特的結論是：“一國的最大部分消耗，是應該用于后一代的教育，應該用于國家未來生產力的促進和培養”。

　　德國后來的實踐證明了李斯特關于財富的生產能力比財富更重要的判斷的歷史意義。今天，我們所以強調李斯特的生產力理論及他所舉的古老的案例，在于這其中的道理對于我們的經濟發展同樣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在我國一些地方顯然存在著這樣的現象：為了在短時間內增大GDP，不惜污染環境、竭澤而漁，而忽視了對李斯特所講的生產力，或曰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制度安排的建設。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的改革開放就是要建設有效的、具有激勵作用的制度安排，提升如同李斯特所講的生產力。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一些地方卻著力于GDP，著力于豪華的樓堂館所、著力于短期行為，忽視了必須具有長期行為的生產力建設，忽視了對生產能力的裝備和提升。李斯特的理論和案例告訴我們，在今后的經濟發展中，我們應當：①把有限的可支配收入，首先用于裝備我們，以便能夠生產更多的財富；②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經濟的魅力充分張揚；③從有利于生產力的建設出發，設計干部考核和選拔的規則。④改革和發展教育，提升國民素質，塑造人力資本。有學者曾經假設，比爾·蓋茨即使什么都沒有了，他也可以憑借他的人力資本東山再起。我們需要這樣的人力資本。據此，僅僅擴大教育的規模是不夠的，還必須改革教育。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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