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河證券公司高級經濟學家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數據步步走高說明，外部失衡這一經濟運行中主要的結構性矛盾不僅沒有緩解，而且還在加劇。在當前美國“次貸”危機惡化，全球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的大背景下，外部失衡的負面影響也在加深。而緩解外部失衡，不能僅僅寄望和依賴于貨幣政策，絕對需要的是構建有效的宏觀政策組合，使各種宏觀經濟政策形成合力，特別要注意從導致外部失衡的源頭上，采取有力的“治本”措施。

　　⊙苑德軍

　　失衡的負面影響在加深

　　盤點2007年宏觀經濟數據我們發現，除了CPI上漲速度明顯加快這一突出問題外，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規模繼續擴大，也成為經濟運行的重要特點。從貿易順差看，2006年貿易順差為1775億，占GDP的比重為0.84%，而2007年貿易順差則在2006年高增長的基礎上再創歷史新高，達到2622億人民幣，占GDP的比重上升為1.06%；2006年外匯儲備為1.067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2%，而2007年外匯儲備則高達1.53萬億，同比增長43.5%。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數據步步走高說明，外部失衡這一經濟運行中主要的結構性矛盾不僅沒有緩解，而且還在加劇。在當前美國“次貸”危機惡化，全球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的大背景下，外部失衡的負面影響也在加深。

　　1、加劇了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的不均衡，降低了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從經濟學基本原理的角度考察，貿易順差是國內儲蓄大于投資的結果，反映的是實物形態的資源流出，是國內經濟不平衡的對外表現形式。而國內經濟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消費需求不振而導致的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足。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大幅增加，消費和凈出口對GDP貢獻率的反差越來越大，經濟增長過分依賴出口需求的問題越來越突出。2002年是我國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的起始年份，該年度消費對GDP的貢獻率為58.2%，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為2.6%。2006年，前者下降到38.9%，后者則迅猛上升為20.4%。2007年，這兩項指標繼續呈同向變化，分別下降到36.4%和上升到21.4%。中國經濟動力結構的這種分布，無論同發達國家還是同發展中國家相比，都呈現出明顯的不合理性。從消費貢獻率看，發達國家一般都在70%左右。美國由于國民存在過度消費傾向更是達到80%以上。即便是巴西、印度和埃及等發展中國家，也都在70%以上。盡管2007年我國的消費增長首次超過GDP增長，但消費貢獻率仍遠遠低于國際一般水平。我國是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超級人口大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應該是消費為主體的內需而不是外需。把內需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和真正引擎，是中國的國情決定的，也是實現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需要。只有主要依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質量、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才有保證，經濟也才有可能實現又好又快發展。

　　必須看到，我國的巨額貿易順差，是在壓低勞動力成本基礎上通過較為低廉的出口商品價格換取的，并且付出了高昂的資源和環境代價。經濟的科學發展，應該是建立在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均衡、協調基礎上的經濟發展。繼續依靠較低層次的出口產品結構和粗放型的貿易增長方式來保持巨額貿易順差拉動經濟，不僅有礙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目標的實現，而且會嚴重損害經濟增長的潛力和后勁。或許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外部失衡的實質，是經濟增長過分依賴和受制于外部因素，而一旦外部經濟環境發生變化，我國經濟必然受到拖累。

　　進入2008年后，美國“次貸”危機加深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大幅震蕩，美國經濟更是深陷其中難以自拔。“次貸”影響加劇，房地產市場下滑，消費嚴重萎縮，使美國經濟極有可能進入衰退。我國經濟與美國經濟有很高的依存度，美國是我國最大的貿易順差國。美國經濟如陷入衰退，必將給我國的出口帶來很大影響，導致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

　　2、增大了人民幣升值預期，使人民幣面臨持續的升值壓力。外部失衡加劇，大大強化了人民幣單邊升值的預期，加大了人民幣升值壓力。從2005年7月人民幣匯改開始到2007年年底，人民幣升值幅度已達11．4 %。而隨著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的迅速放大，人民幣升值速度還會進一步加快。這會導致更多的“熱錢”流入。

　　而“熱錢”大規模流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一，激化經濟外部失衡的矛盾。“熱錢”蜂擁而入將導致資本項目順差激增，外匯儲備規模迅速擴張，進一步加劇外部失衡。這一連鎖反應過程所顯示的邏輯關系是，外部失衡作為原因，通過加快人民幣升值的途徑，又導致了外部失衡加劇的結果。很顯然，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其二，容易引發資產價格泡沫。海外投機資本為了從人民幣升值過程中牟利，紛紛通過各種途徑進入變現快、回報率高的股市和房市，為“高燒”不退的股價和房價推波助瀾，從而引發資產價格泡沫。其三，對內資形成了“擠出效應”。在“熱錢”大量進入的一些領域和行業內，外資占據了相當的市場份額，內資特別是民營資本的發展空間受到擠壓。而“熱錢”多以謀取短期利益為目的，對提高國內產品科技含量，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并不會產生實際效果。在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這種“擠出效應”的存在，既不利于民族資本特別是民營資本的發展壯大，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高效率地調動和配置國內金融資源，緩解流動性過剩。

　　3、提高了央行“對沖”操作成本。在現行結售匯制度下，外匯統一由央行購買，巨額貿易順差結匯后導致央行的外匯占款增加，基礎貨幣投放規模相應擴大。為緩解基礎貨幣大量投放所形成的貨幣供給壓力，央行要采取經常性的“對沖”操作措施，從商業銀行回籠資金。由于貿易順差迅速增加，央行的基礎貨幣投放規模逐步擴大，用于“對沖”操作發行的票據總量也在顯著增加。2005年央行用于“對沖”操作發行的票據總量為27880億元人民幣，2007年則迅猛上升到39850億元。如按一年期央行票據占發行總量的40%、利率4%左右的水平計算，央行每年為“對沖”操作要支付一筆不菲的成本，并且這種成本隨著貿易順差的擴大逐年上升。還應該看到，這種旨在弱化基礎貨幣投放負面影響的“對沖”操作還帶有很大的被動性，其限制了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空間和靈活性，影響了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

　　4、外匯儲備資產可能蒙受更大損失。美國布什政府從2002年3月開始實行弱勢美元政策，美元對西方主要貨幣的比價一路走低。盡管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美元仍是最基本的外匯儲備貨幣，美元儲備仍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美元的持續貶值，不僅導致我國的美元外匯儲備無形中大量縮水，而且使投資于美國國債的外匯資產的收益明顯下降。2004年以來，我國的外匯儲備以30%的年均增長率大幅度增加，但外匯儲備安全性也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外匯儲備因此蒙受更大損失的可能性也在加大。

　　5、影響金融和經濟穩定。在外部失衡引致人民幣升值加快的情況下，海外“熱錢”大量涌入股市和樓市，使股價與房價節節走高，而一旦人民幣升值速度減緩或停止升值后，“熱錢”又會大量撤出，引發資產價格泡沫破滅，使金融發生劇烈動蕩，并可能給經濟帶來嚴重負面影響，危及經濟穩定。

　　構建緩解外部失衡的宏觀政策組合

　　盡管近期國際經濟環境特別是美國經濟的變化，可能使我國的外部失衡狀況有一定程度的緩解，但在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和人民幣升值這兩大制約因素短期內不會有根本性改變的現實情況下，外部失衡仍將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是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緩解外部失衡仍然相當緊迫。而緩解外部失衡，不能僅僅寄望和依賴于貨幣政策，絕對需要的，是應構建有效的宏觀政策組合，使各種宏觀經濟政策形成合力，特別要注意從導致外部失衡的源頭上，采取有力的“治本”措施。

　　1、實施有利于減少“雙順差”，平衡國際收支的稅收政策。應取消出口退稅和其他有悖公平原則的刺激出口的稅收政策措施，同時，大幅度提高某些出口商品，如資源類商品和生產能耗高、嚴重影響環境的商品的關稅，對進口經濟發展需要的關鍵技術設備、資源戰略型儲備、國家產業政策扶持行業所屬企業急需的商品等，則應在關稅上給予優惠。

　　2、對現有外貿政策和外資政策進行重大調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實行“出口導向”和“外資導向”的政策，以各種優惠政策鼓勵出口和引進外資。在外匯儲備短缺且急需從國外大量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以推動經濟增長的情況下，這樣的政策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實現我國經濟高增長過程中，其也確實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外部失衡加劇的今天，再實行這樣的政策，則明顯不合時宜了。因為正是這樣的政策，構成了外部失衡最重要的制度根源。從出口商品結構和出口企業結構看，加工貿易產品和外資企業是我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我國多年來實行關稅優惠的加工貿易政策，鼓勵發展加工貿易，使得歐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將其國內原有的中低端制造業轉移至我國，并將產成品返回國內銷售，這種國際低端產業轉移擴大了我國的貿易順差。而大量引進外資，則促進了進口替代和出口增長。2007年，外資企業帶來的貿易順差，占我國貿易順差總額之比已超過50%。因此，必須對現有的外貿政策和外資政策實施重大調整。

　　一是應改變實行多年的加工貿易政策，限制高能耗、高污染的低端產業向我國轉移，同時加強進口管理，對進口我國濟發展急需商品的企業，給予必要的政策激勵；

　　二是對各級地方政府出臺的鼓勵引進外資的文件和政策規定進行全面清理，停止執行所有的給予外資的稅收、土地供應等方面具有“超國民待遇”的政策優惠措施；

　　三是中央政府應盡快制定相應法規，嚴格規范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只引入高科技和國內迫切需要、對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外資項目，對其他引進項目一律不予審批；

　　四是政府相關部門應采取有效措施狙擊“熱錢”，避免資產價格泡沫；

　　五是應關閉對外舉債的閘門，停止一切對外舉債行為；

　　六是鼓勵和擴大資本輸出，支持國內企業到境外從事戰略儲備投資和股權投資，以促進外匯資產的保值增值，減少資本項目順差。

　　3、完善收入政策，理順出口企業增長與分配的關系。建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基礎上的出口商品價格優勢，是推動貿易順差增長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而這種低廉的出口商品價格，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勞動力成本。近年來，出口企業的勞動力成本有所提高，但“利潤侵蝕工資”的現象依然存在。應進一步提高出口企業職工特別是產業工人的工資水平，使勞動者收入增長與出口企業的經營收入增長保持同步，同時也使出口商品價格能夠真實反映勞動力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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