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就業歧視目前已“有法可依”，但人們更為關心的是，如何才能做到“違法必究”？因為，“徒法無以自行”，如果沒有追究的法律保障措施，就業歧視仍然會大行其道。

　　為遏制、消除就業歧視，《就業促進法》采用了三位一體的保護辦法，大體上構建起了一個保護體系。但是，這個看似嚴密的體系，目前實際上只是停留在法規層面上，實施起來依然任重而道遠。

　　宏觀：政府體制保護

　　從微觀上來說，就業歧視是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的事情。但是，從宏觀上來說，政府需要扮演“第三者”的角色，以維護勞動者的平等就業權，反對就業歧視。

　　《就業促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創造公平就業的環境，消除就業歧視，制定政策并采取措施對就業困難人員給予扶持和援助�！钡诙�十九條還規定，國家保障殘疾人的勞動權利，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殘疾人就業統籌規劃，為殘疾人創造就業條件。

　　但是，新法的上述規定顯然還是過于原則，到底應該如何操作，新法并沒有給出答案。隨后，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的《就業服務與就業管理規定》也沒有對政府的消除就業歧視的職責進行細化。對此，我們還需要有關職能部門對如何消除就業歧視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

　　中觀：社會機構保護

　　實踐經驗告訴我們，單純依靠政府這個“第三者”的力量來消除就業歧視是不夠的。

　　近年來，社會責任運動風起云涌，主要表現在多種類型的社會機構參與到維護弱者權利的活動中來，甚至很多企業也主動承擔起社會責任。但這些社會責任運動都缺乏一定的法律支撐，甚至有些社會機構的行動往往還有“名不正、言不順”之嫌。

　　為此，《就業促進法》規定：用人單位招用人員、職業中介機構從事職業中介活動，應當向勞動者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和公平的就業條件，不得實施就業歧視。

　　同時，新法還規定，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婦女聯合會、殘疾人聯合會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協助人民政府開展促進就業工作，依法維護勞動者的勞動權利。這其中當然包括消除就業歧視工作。

　　不過，筆者認為，新法構建的社會機構保護機制是相當脆弱的。

　　首先，用人單位和職業中介組織本質上都是營利主體，之所以現實中很多用人單位歧視勞動者，無非是從經濟利益出發。新法只是不痛不癢地宣稱“不得實施就業歧視”。更為重要的，用人單位若實施就業歧視，應受何種處罰的問題，新法卻沒有回答，這無異于“畫餅充饑”。

　　其次，解鈴還須系鈴人。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就業歧視問題的解決，從根本上來說應當讓弱者聯合起來，以獲得足夠的力量與用人單位集體協商、集體談判。只有雙方力量相互均衡，方能達到“和諧”。

　　就反就業歧視工作來說，勞動者需要他們自己的社會團體，以凝聚力量。但是，我國的工會、共青團等所謂的社會組織并不能真正代表哪些名義上的利益群體。這些社會組織都是“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具有很強的行政背景，他們的運作模式、活動經費、人事任免等事務主要取決于政府的態度。因此，從實質意義上來說，這些社會組織的功能和政府所擔負的責任是相同的，充其量也就是個“第三者”。而反就業歧視工作更需要的是以“當事人”面目出現的勞動者團體。至于“第三者”，留給政府來扮演已經足夠。

　　在發達國家，政府、社會與私人所組成的社會三元結構中，社會組織力量非常強大。在消除就業歧視的過程中，社會組織是主力軍。他們之所以能夠發揮好的作用，完全在于他們是“自下而上”產生，真正了解就業歧視，同時也能拿出切實有效的行動來消除就業歧視。在我國，工會、共青團等社會組織，已經習慣于像政府一樣發號施令，即使采取了一些措施或行動，但往往缺乏持久性或者沒有形成制度，難免給人以“做秀”之嫌。

　　所以，若要真正擔負起消除就業歧視的重任，工會、共青團等社會組織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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