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從“紅包有理論”到“醫生弱勢論”，看慣了醫生群體為自身利益辯護的新聞，可辯護歸辯護，但大多都承認了這樣一個基本現實：不斷上漲的醫療費用確實讓國人不堪重負，中國人看病確實偏貴——可如今竟有人連這都不承認了，廣州市政協委員、衛生局副局長曾其毅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稱：“走遍全世界，中國看病最不貴”。他認為看病貴感覺主要源于價值觀問題，看個感冒花100多元錢就覺得貴，是對生命和醫療技術的不尊重。修一個人一百多覺得貴，喝次茶花上百、換個汽車零件要幾千卻沒人覺得貴。(《新快報》2月19日)

　　拿“看病”類比“換汽車零件”，將“修”人與修汽車比，這個比較確實很新奇，但卻非常蹩腳，純粹是一種偷換概念的詭辯。一方面，兩者并沒有多大的可比性。也學著曾委員做個類比，農民“修”地球日曬雨淋那么辛苦，一年才幾百上千元收入，怎么不與農民比呢？航天器修一次需要耗費成百上千萬元，又怎么比得了？這世上很多價值是不可通約、無法比較的。另一方面，確實有很多人喝茶花上百、換汽車零件要幾千不嫌貴，可那很大程度上是少數人的消費，而生病卻是每個人必須面對的。與那些奢侈品不一樣，醫療是一種生活必需品，生重病了不看病就會失去生命。既然是必需品，人們對價格的感覺當然會非常敏感，所以政府必須盡可能維持這些公共必需品的低價，盡可能讓每個人都消費得起。

　　評價一個國家民眾的醫療負擔重不重，看病貴不貴，不應漫無邊際、胡攪蠻纏地拿修人與修車比，而應該拿醫療消費的增長與工資增長比，拿平均門診費用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看人均醫療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例，這才是理性的參照物，也是國際通用的比較框架。實際上，中國當下“看病難看病貴”的公共認知和社會感覺，并不是想當然的感覺和觀念問題，而正是源于公眾對這些客觀數據的理性比較。保全性命和重視健康是人類最基本的價值需求，這方面中國人并不比外國人差，但生命最珍貴，并不意味著人們可以忽視治病的成本和代價。

　　曾其毅說，看個感冒花一百多元錢就覺得貴是對生命和醫療技術的不尊重——這顯然也屬奇談怪論，怎么能以花錢多少來評判尊重與否？生命是無價的，醫療技術的最高尊榮正體現在治病救人上，醫者放棄了對這種職業尊榮的追求，以金錢度量技藝尊嚴，見錢才動手術刀，這才是對生命和醫療技術最大的不尊重。請問，患者看個感冒愿花多少錢，才顯得尊重自己的生命和醫生的技術？正像虛榮的女人喜歡以丈夫所送鉆戒的大小，來衡量愛的程度一樣，這是一種變相的綁架。

　　曾其毅還提到，在中國，專家門診的診金是7元，但是國外要請一個醫生看病，診金是300元——這也是在故意混淆概念。中國醫院的門診確實不算高，但門診費只占人們醫療支出的很少一部分，醫院并非靠門診賺錢，而更多是靠開大處方、過度檢查和賣藥賺錢，公眾常說的“看病貴”正在于此。請問，如今有幾家醫院和幾個醫生是靠那7元的診金贏利？而且，曾其毅只比較了中外的門診差距，而沒有比較中國人與外國人巨大的收入差距，也沒比較國內巨大的收入差距。

　　寫到這里，突然想起了曾其毅委員的身份——廣州市衛生局副局長，一個既有醫療體制的受益者，站在本群體利益立場上自然不會嫌看病貴，越貴對自己越有利。而且曾副局長以其領導身份，看病肯定是用不著自己花錢的，一個看病從不掏自己腰包的人，當然不會切身感覺到中國的看病貴。又想起衛生部某高官曾經披露過的一個數據：我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許多地方局級以上領導干部，都持有三級醫院的干部醫療卡，不但打針吃藥，連住院吃飯都用不著自己掏錢，每年還可以享受攜帶家屬的“療養”，有專門的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和度假村。享用著這么多的醫療費用，享受著這么周到的醫療服務，當然感覺“看病最不難最不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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