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舸

　　國家稅務總局公布的2007年全國稅收收入完成情況顯示，2007年我國累計完成稅收收入49449億元，增長31.4%，高于GDP 11.4%的增長率20個百分點。

　　盡管報道中也提到了核算方法、稅收征管的加強、稅收政策調整等因素導致了稅收增幅高于GDP增幅，總稅負出現降低趨勢，但不可否認，稅負過高依然是民間對當下稅收體制的主流看法。經濟學家茅于軾近日指出：“窮人稅負遠高于富人。”而有媒體也提出，即使把個稅起征點確定為2000元，不僅前瞻性不夠，而且出現明顯的滯后性。一是該起征點遠遠滯后于民眾的要求，二是民眾的收入將會滯后于物價的上漲。

　　民間與官方對于稅負的解釋口徑出現如此明顯的分野，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由于目前中國稅負體制未“與國際接軌”。如相關專家指出的，美國個人所得稅的應稅所得要經過成本費用扣除、個人免稅扣除和家庭生計扣除，并且每年還會隨物價波動作相應調整。這種人性化、根據民生實際而靈活調整的稅負制度，正是因為稅收的本質在于提供相對公平合理的二次分配，如果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過低，甚至在物價持續上漲情況下出現“負減稅”(即假設每個人減少交稅5元，但因通貨膨脹造成的實際收入損失10元，民眾就等于多交了稅)，那么，個稅就滑向“殺貧濟富”的反面，成為嚴重脫離國情、讓大多數人感受不公的“惡稅”，所謂稅收拖了民生的后腿。

　　近年來，中國經濟正迎來一個資源價格快速上漲的時代，水電汽等基礎能源的價格不斷攀升，并且直接引發下游產業的連動上漲效應。去年以來包括飲料、牛奶、快餐等關聯行業多次集體漲價，其中雖然有行業串謀的壟斷陰影，但這些行業從業者也自有成本急劇加大乃至虧損的苦衷。政府單純通過限價令，無法控制市場經濟的微觀活動。而長期以來本屬公共產品的醫療、教育、服務領域過度市場化，更使得民眾所背負的生存壓力日益沉重。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是，盡管這幾年中央不斷加大對房地產領域的價格調控，但各大城市的房價漲幅依然呈現較快趨勢。

　　在如此情勢下，通過減免稅收給予民眾一定補償與救濟，是世界各國的通行政策。美國剛剛通過高達千億美元的全面減稅計劃，我們為什么就不能借鑒他山之玉，給予民生更多的政策關懷呢？

　　稅負過高的爭議所在，說到底是考驗政府與民眾是否存在完全不同的兩套價值體系———政府希望通過多征稅滿足經濟發展與政府開支；而民眾則迫切要求在改革開放30年后，從單純的奉獻型國民轉型為獲得更多成果的分享型公民，實現“藏富于民”。歷史已經證明，從高積累的政府稅收體系轉化為向廣大民眾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傾斜的民本稅收體系，有利于社會實現民眾收入與政府財稅一起提高的健康成長。

　　民富則國強，由此伸展的“稅負過高”的清醒認知，應從民間常識轉為官方常識，盡快形成社會共識，協力改革現行稅收體系中的不合理部分。政府在稅收調整過程中，更要重視民意聽證、民生為本的不可或缺性，捍衛相關稅法的法律嚴肅性，從而讓個稅理當具有的社會公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原則得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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