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北京居民而言，上周一個至關重要的數字是8.8萬元。如果一個家庭年收入在這個標準線以下，那么意味著他們將有可能受惠于“限價房”政策。

　　而稍后，建設部部長汪光燾稱，“2008年，在房價較高、漲幅較快的大中城市，應努力幫助中等收入家庭解決住房問題”。這意味著，政府部門在反復強調保障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后，開始考慮將中等收入家庭也納入到政府住房保障規劃范圍中來。

　　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雖然對中等收入家庭的保障細則尚未理出，但既然是“保障”，就必然意味著“非市場化”資源配置。是政府免去供給中等收入家庭保障房的土地出讓金，或者是貨幣補貼如免稅、免息，還是允許購買部分產權？辦法有各式各樣，但其設計原理無非是公共財政的轉移支付。這個轉移支付的負擔將有多大？持續性如何？都是待解的懸疑。

　　事實上，如果我們回顧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住房制度，可以看到，由政府以公共財政大包大攬的住房政策，終將造成轉移支付難堪重負。如果說1980年的市場化發端，是出于對一個人口大國的居住資源配置的重新思考，那么當下提出的對“中等收入”納入“保障體系”，就不得不引發對于資源配置的效率質詢。

　　單方面調高社會對“分配”和“廉價”的絕對預期，從長遠看對公眾沒有任何好處，政府更無力承擔。住房問題的解決基礎仍然必須依靠市場，這是無法動搖的一個基本原則。

　　□呂尚春(節選自1月27日《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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