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尚春

　　對于北京居民而言，上周一個至關重要的數字是8.8萬元。如果一個家庭年收入在這個標準線以下，那么意味著他們將有可能受惠于 “限價房”政策。

　　而稍后，建設部部長汪光燾稱，“2008年，在房價較高、漲幅較快的大中城市，應努力幫助中等收入家庭解決住房問題”。這意味著，政府部門在反復強調保障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后，開始考慮將中等收入家庭也納入到政府住房保障規劃范圍中來。

　　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雖然對中等收入家庭的保障細則尚未理出，但既然是“保障”，那就必然意味著“非市場化”資源配置。是政府免去供給中等收入家庭保障房的土地出讓金，或者是貨幣補貼如免稅、免息，還是允許購買部分產權？辦法有各式各樣，但其設計原理無非是公共財政的轉移支付。這個轉移支付的負擔將有多大？持續性如何？都是待解的懸疑。

　　事實上，如果我們回顧1980年代之前的住房制度，可以看到，由政府以公共財政大包大攬的住房政策，終將造成轉移支付難堪重負。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實行“統一管理，統一分配，以租養房”的公有住房實物分配制度。但至1980年左右，政府就已無力提供更大量住房以使此政策延續下去。于是，有了1980年鄧小平關于住房問題的講話，鄧小平說：“要考慮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鎮居民個人可以購買房屋，也可以自己蓋。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付清。住宅出售后，房租恐怕要調整。要聯系房價調整房租，使人考慮買房合算。”

　　正是這番條理分明的講話，拉開了此后二十年住房制度由“計劃經濟”逐漸轉型向“市場經濟”的序幕。

　　那么現在，我們需要認真考慮的是，在以計劃為前提的政府公共財政轉移支付和市場化之間，就住房問題而言，應當持什么樣的平衡準則。如果說1980年的市場化發端，是出于對一個人口大國的居住資源配置的重新思考，那么當下提出的對 “中等收入”納入 “保障體系”，就不得不引發對于資源配置的效率質詢。

　　我們可以這樣看針對中等收入家庭的“限價房”存在的效率問題：按目前的土地供應計劃，北京市2008年將有300萬平方米的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和限價房，約計4萬套，如果刨除其中針對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占比，那么“限價房”的供應量又能有多少呢？據最新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7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達到1633萬人，比上年末增加52萬人，是2001年以來人口增加額最高的一年。即便刨除非北京戶籍的外埠人口，以及不考慮分配的公平和公正性問題前提下，“限價房”的供應量與中等收入人群的需求規模之間也難相比肩。

　　“摸著石頭過河”是我們一向秉持的“轉型原則”，既然房價過高造成了所謂的 “夾心層”現象，那么“限價房”這個半市場、半政府干預的結合體，似乎正是試圖緩解高房價壓力的一個試探性辦法。但是，出于對“谷賤傷農”的擔心，使建設部對吸納中等收入人群為保障范圍之際，輔以一個補充說明也就變得可以理解了——“需要注意的是，當前解決中等收入家庭住房問題的辦法，不能對未來住房市場化改革形成障礙。”

　　因為他們知道，片面的反市場情緒、單方面調高社會對“分配”和“廉價”的絕對預期，從長遠看對公眾沒有任何好處，政府更無力承擔；而正是市場化改革，才使居民住房水平從1980年人均不足5平方米，升至目前人均20平方米。這樣的巨大變化是市場化所造就，將來的發展基礎仍然必須依靠市場。解決中國的住房問題，這是無法動搖的一個基本原則。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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