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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通脹及其辯論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27日 10:09 經濟觀察報
張軍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prozhang.blog.sohu.com 改革以后,除了1979年的物價有上漲之外,應該說中國經濟的宏觀局勢在1984-1986年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是第一次由這個轉型中的經濟體制內部生成嚴重通貨膨脹的時期。有人說,因為政治上的熱情,這個時期的通貨膨脹是必然的。所謂政治上的熱情,是指這樣幾件政治上的大事:一是1983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確定了到20世紀末工農業生產總值“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步驟;二是1984年9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改革目標。最后一件大事當然是指1984年10月,那是建國35周年的大慶。 當時在中國的理論界,這通常應該是對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的最主流的解釋。可是,上世紀80年代初,一批新生代經濟學人的隊伍正在形成中。他們對這樣的解釋一定是不滿足的。初步接受西方經濟學訓練的大多數青年經濟學人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經濟轉型和微觀機制上去解釋通貨膨脹的形成。我至今還記得,我在復旦大學經濟系讀書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學家在這段時間里討論最多的話題的確就是通貨膨脹,而且他們試圖使用全新的語言和角度來考察經濟運行的機制并分析宏觀現象。例如,新生代經濟學人在概念上創造性地用 “國民收入的超分配”來解釋通貨膨脹。事實上,那個時候,研究投資基金膨脹和消費基金膨脹的形成機制或者 “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問題,成為當時中青年經濟學家的“時尚”。不僅《經濟研究》雜志上不斷發表從消費和工資上漲的邏輯來解釋通貨膨脹的大量理論文章,而且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影響甚大的大型調查報告《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中就專門對消費基金(主要指工資和獎金)的膨脹做了調查,而且參與這個報告寫作和討論的幾乎都是青年的經濟學人。 大多數青年經濟學者認為,消費和投資支出膨脹的經驗現象是與中國的經濟轉型方式聯系在一起的。當政府微觀上的控制放松以后,激勵機制發生微妙的變化,最終引起宏觀上的國民收入分配的失衡或者 “國民收入的超分配”。那么,為什么新生代的經濟學人對消費和投資膨脹這么感興趣呢?今天看起來,恐怕主要原因是,新生代經濟學家正在實現著“研究范式”從注解型向解釋型的轉型,而消費與投資基金的膨脹現象正好滿足了這些經濟學者的范式轉型的需要。所以,在當時,對那個時候的通貨膨脹給出的有影響的經濟學解釋明顯地帶有這個實證的色彩。 但是,當新生代經濟學人的興趣重在解釋現象的同時,老一代經濟學家對1984-1985年的中國宏觀經濟的激烈爭論就已經開始了。他們與年輕經濟學人的興趣存在顯著的差別。他們的這些爭論更加政策導向,更現實,也更具政策的影響力。老一代比較活躍的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是,經濟過熱了嗎?我們如何看待正在發生變化的宏觀經濟形勢?政府應采取什么樣的對策?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在那個時候,經濟理論界的爭論與政府領導人的政策取向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聯。這一點在今天要好很多。那個時候,中央決策層往往也存在著與經濟學家內部一樣的分歧,并且這樣的分歧直接決定了誰將在最后出臺的政策中占上風。 簡單地說,老一代活躍的經濟學家的爭論和意見分歧涉及這樣一個問題:在推進改革與宏觀穩定之間哪個應該優先?到底是先改革?還是先治理通貨膨脹?這取決于怎么判定通貨膨脹的性質。如果認為經濟總量上的平衡對推進改革是重要的前提條件,那么政府就應該優先治理通貨膨脹,而后進行改革。而如果把通貨膨脹理解為轉型經濟的“非均衡”常態的話,那么有一定的通貨膨脹并非有害,反而有助于經濟增長和改革的推進。根據這一邏輯,政府不應該采取緊縮政策來對待當前的通貨膨脹。 以上兩種觀點和言論的代表性人物分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劉國光研究員和北京大學的學院派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當時在青年改革者中影響比較大的倒是學院派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通貨膨脹是經濟轉型和經濟起飛時期的典型現象,而且,只是表現在結構問題上,而不是總量問題上,不應當采取緊縮政策壓制。如果要實行緊的宏觀政策,那就是打擊和反對了改革。可以看出,當時在爭論中,學術的分歧有時甚至也上升到政治和原則性問題。 新浪財經獨家稿件聲明:該作品(文字、圖片、圖表及音視頻)特供新浪使用,未經授權,任何媒體和個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轉載。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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