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磊/文

　　毫無疑問，企業定價權是市場經濟中的天賦權利；與此同時，反周期的宏觀調控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必然政策選擇——否則，宏觀調控學就喪失了存在的基礎。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國家是否應該調控，而在于通過怎樣的調控來最終熨平經濟，特別是物價波動。

　　顯然，價格管制是一種糟糕的政策，通過貨幣和財政政策所進行的宏觀調控才是真正對路的操作。那么，如果我們放棄價格管制手段，同時又希望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解決價格上漲所造成的問題，可供采取的手段似乎就較為有限。當前最適合動用的，是財政支出手段。

　　第一，貨幣政策對食品價格上漲的作用有限，甚至在近期可能造成進一步的收入壓縮。盡管通貨膨脹永遠是一個貨幣現象，中央銀行也在不斷回籠貨幣，但這一操作所導致的信貸收縮和加權平均利率水平的持續攀升提高了企業融資成本。值得關注的是，這是在企業生產資料購進價格指數不斷上升的背景下所進行的政策操作，其后果十分明顯。

　　假定一年期資金成本上升到8%，同時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7%；如果企業的員工收入與消費價格指數掛鉤，則工資成本至少應保持7%左右的名義收入增長；企業維持生產(提供就業)就需要至少20%以上的銷售收入利潤率。事實上，企業的原材料價格支付約束硬于信貸成本約束，而信貸成本約束又硬于工資上漲約束——往往企業可以決定勞動力定價。于是，我們觀察到的第一個現象將是工資增長的不可持續性。

　　國家統計局公布，2007年前三季度，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比去年同期增長18.8%；抽樣調查顯示，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4.8%。但這是建立在企業利潤增長30%以上(某些行業利潤增幅甚至超過100%)基礎上的。如果2008年企業利潤增幅下降，則工資增幅下降似乎不可避免，此時價格漲幅如果仍然具有剛性，我們將面臨收入與物價反向波動的可怕局面。

　　第二，面對剛性支出，財政政策是更為有效的手段。一般，百姓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其中“食”和“住”是相對剛性的開支。不幸的是，恰恰“食”和“住”價格上漲過快，“衣”和“行”價格反而下跌。2007年11月，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6.9%，其中食品價格上漲18.2%，居住價格上漲6.0%，衣著和交通通信價格均下降1.4%；在食品類價格中，首當其沖的仍然是油脂價格上漲35.0%，肉禽及其制品價格上漲38.8%，豬肉上漲56.0%，鮮菜價格上漲28.6%。

　　貨幣政策調控是全局性的，盡管有支農再貸款、助學貸款等特定工具，但至今我們無法或不可能開發出豬肉消費貼息貸款等產品。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對資金需求大的產業構成率先的直接沖擊，比如制造業。此類產業恰恰是價格上浮并不顯著的行業。于是，我們需要某種結構性需求管理手段。針對特定產品的價格控制是一種手段，但顯然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相對好一些的方案只能是財政支出。

　　已公布的資料顯示，預計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接近6萬億元。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在財政收入中安排2000億-3000億元(相當于股票交易的印花稅收入)用于低收入居民的食品和居住補助，則可以在不硬性控制物價的同時，滿足低收入階層的剛性支出。

　　第三，物價上漲必須伴隨必要的工資上漲。工資和物價的輪番上漲似乎是一件令宏觀經濟管理者恐懼的事情，但事實上，物價上漲而工資不動是更令人恐懼的。盡管在理論上，工資可能成為推動物價的成本因素，但在現實中，收入能否覆蓋不斷增加的生活成本才是人們真正關心的問題。如果我們拋棄成本控制的概念，則有必要進一步提高居民實際收入水平。

　　當前，真正令人擔心的是，因企業成本上升與最終產品價格上升間的不匹配，導致失業率上升。

　　顯然，更多的制造業企業只能選擇內部消化成本而不是自由提高銷售價格，隨行就市是諸多中小型企業的基本定價策略。因此，即使不存在價格管制，企業一樣可能因成本上升過快、銷售利潤出現下降而選擇停產，其后果是失業率的上升。這才是真正的麻煩事。

　　據此，有理由認為，削減企業所得稅、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是一個近期應該采取的政策措施。在出口退稅取消，美元持續貶值導致原油、糧食等初級產品價格持續攀升的局面下，在稅收收入不斷上升的格局下，從國家的角度穩定稅源，從企業和居民角度獲取更多實際收入，才是應對持續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必要手段。-

　　作者為本刊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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