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約評論員 滕朝陽

　　題由：1月18日，廣州市委書記朱小丹公開表示，開發商建房，不要讓不同收入的群體住在不同的地方，一個項目既要有富民區，也要有貧民區。他說，一個地方集中某個收入層的群體，另一個地方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收入群體，這是不妥的，將來肯定要出問題。(據1月19日《信息時報》)

　　富人窮人都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假如他們還能其樂融融地居住在同一小區，那當然是最理想不過的大同世界。問題是，富人與窮人果真能現實地居住在同一區域嗎？比如，富人愿選擇居住在窮人出沒的小區嗎？窮人有居住在富人出沒的小區的支付能力嗎？又比如，官員們的居住區愿意接納窮人居住嗎？官員們愿意搬到窮人居住的區域“與民同樂”嗎？如果官員都做不到，卻來提倡貧富混居，就沒有什么說服力，只能貽人笑柄。

　　一個城市如果出現了界線鮮明、相互隔絕的富人區和貧民區，當然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樣一來，社會結構被人為地割裂，易于導致階層的對立和社會的不穩定。但從世界的城市發展史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這樣的現象似乎都不可避免。伴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大量農村居民迅速涌入城市，貧民區于是應運而生。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有的國家解決得好些，有的國家則解決得差些。解決得差的地方，貧民區便成為城市的毒瘤，犯罪的淵藪，社會動蕩的策源地。

　　在一定意義上，貧民區與富人區的產生，是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主體理性選擇的自然結果，其形成非一日之寒，其消弭也非一日之功。在解決窮人居住狀況的過程中，城市政府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比如，大量興建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以不斷改善窮人的居住條件，逐漸消除貧民區作為一個實體與觀念的存在。而在根本上，則要致力于改善低收入人群(包括農村居民)的社會經濟地位，縮小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拓寬社會底層群體向上流動的通道，這樣才有可能實現社會各階層不僅在居住空間，也在其他社會深層領域的和諧相處。若硬把窮人與富人綁在一個區域居住，既非治本之策，也在事實上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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