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認為，我國貨幣政策具有多重目標下相機抉擇的特點。根據不同時期各目標的迫切性，名義GDP增長速度、人民幣匯率穩定、物價穩定等，都可能成為當期貨幣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標。然而，目標過多，往往意味著沒有目標，也可能會降低貨幣政策預期效果，甚至產生多重目標沖突。

　　針對現在的貨幣政策范式在實踐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作者提出，應該著手準備在合適時機將我國的貨幣政策框架向通貨膨脹目標制轉型，貨幣當局明確以“物價穩定”為首要目標，并公布未來特定時期的目標通脹率區間，據此進行貨幣政策操作，使實際通脹率落到目標區內。

　　□楊濤

　　所謂通脹目標制，就是貨幣當局明確以物價穩定為首要目標，并公布未來特定時期的目標通脹率區間，據此進行貨幣政策操作，使實際通脹率落到目標區內。該制度自1990年3月新西蘭率先采用以來，已經成為一種主流的貨幣政策框架，并在許多國家取得較好效果。

　　通脹目標制的理論基礎，是弗里德曼等貨幣主義者所主張的“貨幣中性”論，這在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已由很多西方國家的實踐所證實。也就是說，貨幣政策會影響實際的經濟活動，但這種影響力不會持久。

　　我國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什么？有據可查的，是《中央銀行法》中的表述“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這似乎與通脹目標制有等同的可能，但仔細來看，幣值穩定包括對內和對外兩方面，而幣值穩定與經濟增長也并非總是一致性的。正是由于這種含糊性，我國貨幣政策體現出多重目標下相機抉擇的特點。根據不同時期各目標的迫切性，名義GDP增長速度、人民幣匯率穩定、物價穩定等，都可能成為當期貨幣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標。然而，目標過多，往往意味著沒有目標，也可能會降低貨幣政策預期效果，甚至產生多重目標沖突。

　　目前，我國貨幣政策有必要做好準備，考慮將來向通脹目標制的適時轉型。這主要基于四方面依據。

　　第一，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是通脹壓力。從緊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就是應對物價上漲，這為控制通脹從“階段性目標”轉為“長期性目標”，并加以制度化，提供了實踐準備和可能性。

　　第二，央行獨立性、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央行預測通脹的技術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是目前一些人士反對我國實行通脹目標制的主要依據。然而，正是由于這些因素，實施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有可能具有更差的效果；一方面，央行獨立性差，貨幣政策在短期內可能受到更多外部干擾，導致政策效果偏差。另一方面，在轉型期的復雜背景下，與實施通脹目標制相比，相機抉擇似乎需要更高的調控水平。此外，政策傳導機制不暢，意味著貨幣政策難以達到對實體經濟的有效干預。基于這些問題，兩害相權擇其輕，逐漸轉向通脹目標制成為相對較優的選擇。

　　第三，目前，以M1、M2作為貨幣供應衡量指標越來越難以滿足決策需要，而M3成為貨幣供應衡量指標的時機不成熟，這使數量目標的政策調控效率降低。正因為現有貨幣政策框架存在諸多內生性缺陷，尋找一種新的貨幣政策范式就顯得尤為迫切。應該說，通脹目標制度并非只是關注通脹，而不關注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相反，從該貨幣政策模式實施的理論和實踐來看，這一制度框架比其他貨幣政策框架更加廣泛和全面，能使央行充分關注金融的運行和實體經濟的運行。可以說，貨幣政策實施通脹目標制，本身就是多重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相統一的結果。

　　第四，在當前市場體制有待完善的情況下，通脹的危害甚至高于經濟增長放緩的危害，貨幣政策堅決反通脹，才能使公眾享受價格穩定所帶來的好處。同時，當前造成通脹壓力積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公眾通脹預期的不斷強化，貨幣政策目標的不透明。明確轉向通脹目標制度，有助于改變這一狀況。

　　可以說，通脹的形式千變萬化，但從根本上看，都是貨幣相對過多的現象，貨幣政策轉向以通脹目標制，能夠把“控制過多貨幣數量”這個目標充分展現出來，而對經濟轉向過熱、流動性過剩、資產價格等問題的影響，也自然能通過反通脹而間接體現出來。當然，通脹目標制的建立，并不僅是要反通脹，同樣要考慮通縮的風險，這就要求通脹率的目標值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不過，這一貨幣政策框架的轉換，并非短期內可以完成，但加快改革是有必要的。要最終使我國貨幣政策框架轉向通脹目標制，就需要按照該制度所必備的要素，來促進現有貨幣政策范式的轉變。在初期，更多還是形式上的轉變，例如在通過政策性文件來明確表達央行的反通脹目標，并嘗試研究和公布預期通脹率的空間，并且由央行主動性地向通脹目標制下的運作模式轉型。等到內外條件成熟，并取得一定效果之后，便可以采取實質上的轉變，也就是以法律法規的形式，來確定通脹目標制下央行的職責。

　　在邁向通脹目標制的轉型期間，當然會遇到眾多困難。最大的難點，一方面來自貨幣金融體系本身。也就是說，應提高央行獨立性、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央行預測通脹的技術能力等。再就是加大研究力量，構造可行的通脹目標。另外，應加快金融改革，理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另一方面是來自貨幣金融體系外部的困難。一是供給的問題。在結構性通脹中，如果源于供給的原因多，那么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可能會帶來增長的代價。這就需要財政政策等其他經濟手段，更充分地介入到總供給管理中，有針對性地解決經濟總量和結構失衡。二是在央行肩負匯率穩定職責的情況下，單獨追求對內幣值穩定是不可能的。對此，應加快匯率市場化改革，以及通過中投公司等改革嘗試，更多地把央行的匯率職責轉移到其他部門。三是現有CPI等反映通脹的指標的編制需要進一步優化，以適應通脹目標制下嚴格的數據指標要求。因此，資產價格的大幅波動，往往會干擾通脹目標制下的政策實施，這就需要抓住股市、房地產市場的問題根源，采取措施加以調控，降低資產價格的大幅波動，弱化資產泡沫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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