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

　　2007年剛剛過去，這一年中國經濟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比如增長速度極高，為1995年來之最，且經濟效益同步攀升，地區和產業結構也有改善，一直增長遲緩的居民收入開始增長加速進而帶動消費 (內需)的增長等。所有這些，放在以往年月，幾乎可以稱得上是黃金增長了。然而，毋庸諱言的是，當前的國際國內經濟環境又有許多新的變化，中國經濟也正進入更加艱難的轉型期 (經濟結構的升級與改革的升級)，并且面臨許多新的變數，有許多復雜甚至矛盾的信息需要我們去消化和理解。

　　中國能成為“世界經濟避風港”嗎

　　新年之際，美國傳來了經濟可能衰退的消息，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的外貿將下滑呢？有可能。由此我們也許可以松一口氣，因為中國經濟可以因美國經濟降溫而自動降溫，那緊縮的貨幣政策在明年下半年要不要放松呢？

　　但也存在另外一種可能，就是美國出現“次按”事件后，美國經濟的下滑將更加凸顯中國的 “世界經濟避風港”地位，從而引發更多的外匯流入中國大陸，這意味著中國經濟有更大的過熱壓力。

　　另一個消息是，2007年,中國房價上升至有史以來最高，尤其是70個大中城市，有許多甚至一年內的漲速超過了一倍，這顯示出經濟增長越來越快，但百姓離美好的生活目標卻越來越遙遠，同時顯示宏觀調控變得失效，房價正且調且漲，越調越漲，越漲越兇。

　　然而，另外的消息卻是，在中國的頂級經濟強市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年底傳來了樓市出現拐點的爭論聲音。很顯然，由于房地產增長大約影響中國經濟增長30%，如果樓市果真出現拐點，那么不言而喻，中國經濟增長也將進入拐點。果真如此，我們有一個好消息，就是不用再擔心中國經濟走向過熱，而對于想買房的人來說也將帶來新的盼望，然而這對于經濟周期來說卻未必是一個好消息。

　　再就是，2008年中國將舉辦奧運會。然而，從此前7個奧運會主辦國的歷史案例來看，奧運會對于持續的經濟發展來說非但不是一個好消息，簡直就是一個壞消息。其原因，在于筆者很早時就談到的奧運“正經濟”之余的“負經濟”效應，奧運的“負經濟”效應往往使得奧運會成為一國經濟增長由盛轉衰的拐點。例如，從1964年以來先后舉辦奧運會的7個國家的案例看，這些國家在奧運會舉辦當年GDP增速平均提高0.85個百分點，奧運會次年GDP增速平均降低2.4個百分點，一起一伏相差3.25個百分點。如果中國也出現類似的起伏，那么很顯然，2008年就將成為狂熱增長的一年。如果再考慮到，2008年恰又是政府換屆之年，以往的經驗(1983年例外)一再證明，換屆之年會伴隨“政治型商業周期”，投資大增，則2008年極有可能出現經濟過熱，中國需要格外重視經濟走向過熱問題。然而，此后呢，此后會怎樣，會不會出現經濟再戲劇性地急劇下滑，這同樣值得擔心。

　　盡管存在著變化多端的國際國內因素，但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從基本面而言，我們仍有充分的樂觀理由。因為總體判斷，當前經濟正處于結構調整加快、經濟內在增長動力強勁的時期。最近，我們對中國經濟進行了“查體”，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進行了研判，基本判斷是，中國目前的工業化從價值鏈條而言只完成了一半的進程，目前正向重化工業加速發展，所以重工業的增長持續超過輕工業；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從數量而言只完成了45%，從質量而言可能只完成了40%；而以住宅為代表的中國房地產業，只完成了30%的進程。結合這樣一個發展階段研判，再考慮到“巨國效應”，中國龐大的人口所帶來的人口紅利，仍然非常低廉的勞動力工資所必然引發的國際產業的轉移，可以大體得出結論，就是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方興未艾的發展階段，因此只要宏觀決策不出現大的錯誤，市場自發力量必將導致中國經濟繼續迅速增長。而一般國家尤其是小國所出現的奧運經濟的負效應在中國可能不會出現，或者出現也最多是起到降溫的作用，而不太可能導致經濟衰退或所謂“拐點”的出現。

　　果真如此，我們大可不去管什么“拐點”和奧運的衰退可能，而專注于推進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及由此導致的經濟增長，并在此中防范可能出現的經濟過熱。

　　中國經濟真的已經過熱了嗎

　　眾所周知，在200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新的經濟部署中，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推動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成為2008年中國經濟走勢的基調；防止經濟增長過熱、防止明顯通貨膨脹則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為此貨幣政策正式從“穩健”轉為“從緊”；此外，重視民生亦成為經濟工作的重點，政府為此將采取一系列新的舉措。

　　上述部署其實就是七個字，“防熱防脹重民生”。一方面要防止經濟由快轉熱，著重于“好”，另一方面要注重經濟增長給老百姓帶來的實惠，即民生。此兩者的結合，正分別暗合新一屆班子上任以來所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構建目標。

　　那么，中國經濟是否真的過熱了呢？未必。從當前情況來看，盡管2007年經濟增長11.4%，但投資增速僅26%,與歷史上的過熱時期的勁超40%(1992)乃至60%(1993)不可同日而語；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盡管面臨前所未有的流動性過剩的壓力，但在各種對沖辦法之后，只有18.5%的增長，僅相當于GDP增速的1.6倍，而歷史上過熱時期往往在2倍以上接近3倍的水平；物價雖然上升較快，但全年11.5%的經濟增長，對應的物價上升水平仍不到5%，這在改革開放后任何一個過熱時期 (如1994年CPI曾到達24%的歷史高位)都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筆者以為，當前經濟與歷史過熱時期相比，諸多指標并未顯示出明顯過熱跡象。但從前面的分析看，有需要警惕過熱的理由。所以，政府預先提出防范是明智的。

　　對于最能表征經濟過熱的居民消費物價指標，筆者有四點看法。其一，從過去幾個月的物價運行來看，物價已經漸趨平穩，由于物品搶購事件未曾發生，因此最危險的時候可能已經過去；其二，由于需求并未顯示出“失控”的態勢，因此本輪物價上漲更多應該是來自于供給的短缺特別是豬肉及其相關食品的供給價格的上升，由于農產品供求變化呈“蛛網模型”，其漲價后的供應增長通常會在下一周期顯示，因此，估計2008年價格將會逐漸走穩；其三，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經濟結構調整加快、內在增長動力強勁時期，物價的波動(上升)有利于結構調整，特別是加強農業、能源、原材料等本來就需要強化的產業，因此物價上升固然有其負面性，但也必須看到有其積極的一面、不可避免的一面；其四，政府和民間有必要接受一個新的、也許更加合理的、幅度在4%-5%的均衡物價水平。如果能夠認同以上四點，那么顯然，物價的現實憂慮也并不是最大的，所需要的僅僅是防范而已。

　　值得中國政府深層次憂慮的是什么呢？政府“防熱防脹重民生”的真正依據何在呢？筆者以為，是在對流動性過剩背景下可能出現的泡沫經濟及其導致的民生負面影響的考慮上。國際經驗顯示，高增長低通脹以及匯率升值的宏觀環境從來都是滋生資產價格泡沫的溫床。過去100年主要國家(也包括香港地區)資產價格大幅攀升的時期，通常都是經濟周期處于高增長和低通脹的階段。而中國大陸愈演愈烈的流動性過剩的情形，今年以來漲勢更加兇猛的樓市以及市盈率迅速膨脹的股市，無不顯示出中國可能步歷史上其他國家的后塵，在高增長低通脹的環境下，一不小心陷入泡沫經濟的泥潭。

　　日本是中國的鄰國，其經濟變革對中國歷來具有較其他國家更加深刻的影響。在防熱防脹問題上也是這樣。近期，筆者注意到，幾乎所有主張防熱防脹的經濟學者都難免會提到日本泡沫崩潰的前車之鑒。也就是說，中國學者和官員對于日本在高增長低通脹時期，政府宏觀調控麻痹大意導致最后泡沫尾大不掉進而令日本經濟崩盤記憶深重，決意要避免中國經濟成為第二個日本。

　　如此注重借鑒他國經濟教訓，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精神顯然值得尊敬。然而，宏觀調控除了善于“打移動靶”、走在形勢變化的前頭外，還需要高度的智慧特別是對市場的尊重與理解，才能保證調控取得預期成效。

　　完善調控與制度創新齊頭并進

　　尊重并理解市場才有可能完善并贏得宏觀調控，這一點，筆者以為當前尤其有必要予以強調。全世界的人都認同格林斯潘是宏觀調控的高手，是成功的典范。但格林斯潘為什么能成功呢？筆者對于格老的研究發現，他是一個敬畏市場，極其尊重并了解市場的人 (可以參看其以前的諸多演說及最新著作)。格老的經驗表明，不是那些喜歡搞宏觀調控或者動輒動員政府搞宏觀調控的人能夠搞好宏觀調控，恰恰相反，只有那些對市場抱以敬畏并深入理解、對宏觀調控抱以戒備并謹慎用之的人才能成功。

　　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話對宏觀調控而言也是至理明言。只有知己(宏觀調控的局限)知彼(市場)的人才能百戰不殆。如果我們既不了解政府能做什么，又不尊重市場規律，所謂的“宏觀調控”又如何能成功呢？

　　當前，在泡沫問題上，就至少要認識到：第一，泡沫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理由很簡單，泡沫源自人性的貪婪，貪婪的人性總是要令資產價格的上漲過頭 (投資者謂之鐘擺總是擺過頭)。因為貪婪的人性，歷史上經濟崛起的國家，沒有一個能夠完全避免泡沫，中國也不會例外。這意味著宏觀調控不可將調控目標定為“無泡沫”。第二，泡沫如同感冒，不同感冒其危害完全不同，對付的處方也完全不同，泡沫亦如斯。政府必須意識到，并非所有泡沫都是“日本型泡沫”，泡沫也并非全是壞處，沒有機遇。

　　假如泡沫不可避免，泡沫有危害亦有機遇，同時泡沫有不同類型，那么，調控之策就不能只用“打壓”一條，而要系統治理，不能亂來，而是要尊重市場規律。其中的關鍵點我想有三點：一是如果泡沫不可避免，寧取股市不取房市；二是要想辦法利用泡沫推進中國的結構調整；三是要在泡沫時期減持國有股并以此基金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四是堅決防止銀行進入股市，防范銀行風險。筆者以為，做到上述四條，而不是簡單地緊縮總量以及調控樓市、打壓股市，才能最好地達到“防熱防脹”的效果。

　　除此之外，政府和國民還必須牢記，在中國這樣一個處于轉型和發展中的國家，雖然宏觀調控是重要的，也是需要堅持和完善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制度創新和結構調整，這常常比以參數調控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要重要多得，也要有效得多。

　　這意味著，應對中國經濟的挑戰，需要完善調控與制度創新齊頭并進。在當前的環境下，筆者再三提出，果斷推進中國土地的產權制度變革，以類似于供應革命的方式來紓緩當前的樓市困境、增進民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招。須知，土地從來都是中國的命根子。中國革命的成功來自于將土地收歸農民的“土改”，改革開放的成功來自于“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土地改革，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亦將取決于土地的現代產權制度的確立。中國當前工業化、城市化突飛猛進，然而因為土地壟斷，導致農民和市民無法更多分享發展成果，成為和諧社會的最大隱患。基于此，能夠將“防熱防脹重民生”一肩挑，既消“熱脹”、又消隱患的最佳良藥就莫過于啟動“第三次土地革命”。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來源：經濟觀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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