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回放]據本報今日報道：“針對低收入群體,當物價顯著上漲時恢復使用糧票、油票、肉票供給制度,使得計劃經濟手段和市場經濟互相補充。”廣東省人大代表朱列玉日前在參加該省“兩會”時提出如上建議。

　　在物價“漲”字當頭,特別是在居民基本生活消費品價格不斷大幅上漲的背景下,人大代表希望穩定價格的急迫心情,無疑是可以理解的,而這種心情背后關切民生、憂心民瘼的價值立場,更是令人感佩動容。但雖然如此,面對這一“恢復糧票、油票、肉票供給制度”的建議,又不得不說,并非切實可行之計,實在有些病急亂投醫。

　　我們知道,作為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重要經濟現象的票證制度,其所以產生存在并得以維持的基礎其實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系列十分龐雜且環環相扣的制度配合共生的結果,比如說,具有高度人身依附性的勞動人事制度、政府完全壟斷產品生產和流通的統購統銷制度等。這也就是說,傳統的票證制度并不只是單純的“計劃經濟手段”,實際上是計劃經濟體制內在的基本內容和表征。

　　因此,將票證制度單獨拿出來,希望作為一種手段,緩解物價上漲影響,其可行性必然是大有問題的。比如,在政府統購統銷制度早已不存在,糧、油、肉等商品的生產流通已經市場化的情況下,孤立恢復的票證制度何以依傍,其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需要的低價格如何實現,由誰來實現、承擔?更不用說,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一旦恢復票證制度,讓計劃與市場兩種截然不同的價格制度并存,必然又會帶來巨大的腐敗風險——要知道,當年在價格市場化的改革過程中,“價格雙軌制”正是滋生大量腐敗的溫床。

　　當然,在市場價格不穩定、波動過大,尤其造成不小民生壓力的情況下,政府出面干預穩定物價,并沒有什么不可以。只是,這種干預應該在遵守市場本身內在的規律如價格生成機制的前提下進行,而不是拋開它另起爐灶,采取票證制度這種人為制造低價、扭曲市場價格信號的計劃經濟方式。否則,即便一時取得了緩解物價上漲的效果,但從長遠看,必然會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健全造成不可估量的內在損害,最終反而不利于民生的改善。這正如有專家指出的:“在物價上漲時使用票據,會造成市場活躍性下降,導致市場萎縮,物品緊缺�！�

　　從許多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要維持諸如糧、油、肉這類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價格穩定,并確保相應的民生質量,政府可行的干預方式,一般是這樣兩個方面——在供給方面,通過給予農業、農民大量的財政補貼、稅收免除,維護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和收益的穩定,從而確保市場上糧、油、肉的充足供應;而在需求方面,則通過完善全面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保證消費者尤其是底層低收入人群的購買和消費能力。

　　毋庸諱言,在上述兩個方面,目前我們所做的都還遠遠不夠。就前者而言,雖然農業稅已經廢止,但與農民相關的各種稅費負擔仍然不少,據稅務總局有關官員此前的估計,這些稅負“將近5000億,約占農民總收入的15%左右”,這種背景下,作為弱質產業的農業,常常就會在市場風險的影響下,顯得供給不穩定。而在后者,我們當前的現實又是,社會收入差距仍呈全面擴大之勢,社會保障體系遠非健全,保障程度水平更是十分有限,這一切,必然導致并加深低收入群體在物價波動面前敏感而脆弱的反應和抵抗能力。

　　總之,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努力增強和疏通供求兩個方面的市場能力,并著手完備相應的政府責任,而非重祭早已被歷史淘汰的票證供應制度,在我看來,才是解決當前物價和民生矛盾的根本出路。

　　張貴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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