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榮

　　如何做才能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作了科學、系統、周密的闡述與部署。這既依賴各級黨和政府堅定不移地按科學發展觀想問題、辦事情，又依賴千千萬萬家企業在十七大精神指引下作艱苦不懈的努力。作為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在一定意義上說，企業興旺則國家興旺，企業強大則國家強大，企業富強則人民富強，企業和諧則社會和諧；反之，亦反之。由于企業自身又好又快發展是促進整個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基礎和前提，因而，企業自身的發展是否做到了又好又快，就成為衡量學習貫徹十七大精神是否深入、是否落實的一個重要尺度。

　　要做到又好又快地發展，就必須并且只能按照科學發展觀去發展。為此，需要自覺地把握發展規律，創新發展理念，轉變發展方式，破解發展難題，提高發展的質量與效益。舍此，就沒有又好又快。

　　從“三高一低”向“三低一高”轉變

　　十七大報告指出，“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這可謂精辟之至。

　　對企業來說，轉變發展方式的當務之急是轉變增長方式，即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轉變。這里的“高”與“低”雖然是相對概念，但是我們可以以國際標準作為衡量尺度。

　　根據有關統計資料，我國企業創造1萬美元GNP的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多，是日本的6～7倍，每年僅浪費的煤即達1億噸，比日本全國一年用煤總量還要多。我國每消耗1噸能源提供的社會產品比發達國家低3～6倍以上，如我國每噸標準煤消耗所生產的GNP為710美元，而發達國家是2165美元至6388美元。我國企業單位產品用水量也高出發達國家5～10倍。我國工業企業原材料消耗強度比美、日、歐高5倍以上，最高達100倍。甚至比同為發展中國家的鄰國印度也高出2～3倍。我國企業污染十分嚴重。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企業單位產品排放的污染物要高出幾倍甚至幾十倍。在全球污染最嚴重的20座大城市中，我國占了16座，占比達80%。但是這“三高”并未給我國企業插上騰飛的翅膀，相反，我國企業的產品質量較差，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比例很低，國際品牌極少；經營效益較低，2007年中國企業的收入利潤率為4.72%，低于世界500強的7.32%；凈資產收益率為10.1%，低于世界500強的16.1%；效率極低，我國全社會全員勞動生產率僅為美國的1/46、日本的1/41、德國的1/32。

　　100多年前，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寫道：“當我們陶醉于對自然界的眼前勝利的時候，自然界卻加倍地懲罰了我們。”40多年前，蕾切爾•卡遜在《寂靜的春天》中寫到：“我們長期以來一直行駛的這條道路使人容易錯認為是一條舒適的、平坦的超級公路，實際上，在這條路的終點有災難在等待著。這條路的另一個叉路——條‘很少有人走過的’叉路——為我們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機會讓我們保住我們的地球。”事實上，當我們陶醉于30年來的高速增長的時候，自然界卻加倍懲罰了我們——如“最美不過太湖水”中生出的藍藻使數百萬人無水可飲的事例，僅僅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高增長積聚起來的摧毀性力量展現其懲罰性的一個縮影而已。根據國家環保總局發布的中國因環境損失而下調的GDP估計，清理2004年所產生的環境污染就需要84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3%。而更現實的估計則認為，環境損失占中國每年GDP增長的8%～13%，這就意味著由于環境污染，中國幾乎會失去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全部經濟成就(年均增長9.7%左右)。這絕非危言聳聽！

　　國內外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在舊發展指導下的傳統工業化道路即“三高一低”的道路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而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即“三低一高”的道路(即蕾切爾•卡遜說的“另一條很少有人走過的叉路”)才是生存、光明之路。

　　要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當前最為緊要的任務就是盡快改變“三高一低”的增長觀念、增長方式，轉變為與之相反的“三低一高”的增長觀念、增長方式。不從根本上實現由“三高一低”向“三低一高”轉變，“好”就無從談起，“好字優先”就無從談起，“可持續發展”就無從談起，“做強做大”就無從談起。一旦著手并實現這種轉變，“好”字當頭，“快”也自在其中了。

　　從以物為本向以人為本轉變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又好又快發展既要依靠人的發展，又是為了人的發展。科學發展觀也好，又好又快也好，可持續發展也好，人是發展的出發點和發展的目的。

　　舊發展觀在對待人與物的關系上是重物而輕人，是以物為本而非以人為本。其在企業的表現，除上文所述“三高一低”之外，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表現。表現之一是唯利是圖。有些企業為了所謂的利潤最大化目標而不擇手段，把員工僅僅當作取得利潤的工具，為了利潤而犧牲職工的健康、安全甚至生命。如“現代包身工”、“帶血的煤炭”、“無限期試用”、“無限期強制加班”、“無限期拖欠員工工資”等等。由此造成資本對勞動者合法正當權益的剝奪、對勞動者身心的嚴重摧殘，以及勞資關系的緊張與對抗。

　　表現之二是GDP崇拜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不良政績觀泛濫成災。這種GDP崇拜及其不良政績觀以損害和犧牲當代最廣大人民或企業職工的根本權益甚至子孫后代的權益為個人的升官發財開路，打造為官本位樹碑立傳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等，而不顧群眾或職工安危。其后果往往是勞民傷財，不但禍害當代人的利益，而且也殃及后代人的利益。

　　表現之三是對社會責任的漠視以及對人性的輕侮。有些企業或組織不關心人民群眾或廣大職工的疾苦和痛癢，缺乏對人起碼的同情與尊重，把人當作成本負擔與包袱，認為“兩條腿的人好找，三只腳的癩蛤蟆難尋”，倚錢之勢欺人，仗權之勢壓人，變著花樣整人害人，為追逐利、權、名、色而喪盡天良，甚至草菅人命。

　　表現之四是對人的創造性、能動性的忽視和否認。堅持物本觀的企業經營管理者，不相信職工中擁有的無限智慧和潛力，不相信、不依靠員工辦企業，不尊重員工的首創精神，因而對民主管理、民主決策、合理化建議、廠務公開等等民主建設疑慮重重、戒心重重。不相信人民群眾或廣大職工是企業物質財富的創造者和企業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排斥廣大職工在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中的主體性，壓制他們的創造性和能動性。形成“命系一人”、孤家寡人、后繼無人現象。

　　表現之五是忽視甚至壓制職工的成長與發展。有些企業把職工當作賺錢工具進行最大化的物理磨損和精神磨損。其經營管理者對待職工是“既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少吃草甚至不吃草”。只想使用，不愿培訓；只想讓人多干活、干好活，而不愿按勞付酬，竭力壓低工資標準，延長勞動時間；強制職工奴隸般地成為絕對服從資本、權力的附庸，而不允許職工自主、平等、自由、自覺地全面發展與健康成長，造成職工人性的萎糜不振、人格的扭曲變形和心靈源泉的枯竭。

　　表現之六是企業體制、機制對人性的壓制與束縛。尤其是體現計劃經濟體制弊端、體現封建主義殘余而違背科學發展觀的企業規章制度、體制機制，更是成為扼殺職工積極性、創造性的桎梏。非人性不人道的任何體制機制必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為這種體制機制不是解放人、發展人、提升人的素質而是束縛人、壓制人的。世界著名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分析美國經濟之所以有活力時認為，“美國經濟有自我糾錯能力，它并沒有很多繁紋縟節、規章制度束縛。”有報道說我國有的企業的各種規章制度加起來有十幾二十公斤重，重疊起來有一二米高，不要說執行，一個職工要讀完這么多規章制度，恐怕也要幾年甚至十幾年時間。即便這些制度完全正確也是如此，更不要說這些制度中存在的許多的不科學、不合理、互相矛盾而讓人無所適從的情形了。

　　企業規章制度是企業經營管理思想的外化，如果經營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以物為本的，其規章制度往往就會壓抑人性，束縛人性，甚至是反人性的。因此，貫徹科學發展觀，實現以物為本向以人為本的轉變，就要對企業的各種規章制度進行人本化(人性化)的革新與轉變，使之成為人性或人本的理性外化。尊重人性落實人本應該成為一切管理之本。因為只有最人性的才可能成為最好的，而最人性的，從可持續發展看，往往也是最快的。如創造精益生產方式的大野耐一晚年說：“沒有人喜歡自己只是螺絲釘，工作一成不變，只是聽命行事，不知道為何而忙。豐田做的事很簡單，就是給員工思考的空間，引導出他們的智慧。”在谷歌公司，員工可以帶孩子上班，有免費點心、飲料，豐盛的早中晚自助餐，隨處可以休息的沙發、理發室、洗發房等一應俱全，公園里隨處可見三三兩兩的員工在悠閑散步……以至于有員工說：每天早晨我都感到自己仿佛前往天堂上班。瑪麗凱化妝品公司提倡“家庭第一、工作第二”的文化，實現了又好又快發展。這些事實說明，人性化管理具有強大生命力，是又好又快發展的強大推動力。

　　要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需要從解決上述重物輕人的問題、破除這些發展難題入手。人本不立，人性不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就落不到實處，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又好又快發展就落不到實處。

　　從依賴模仿向自主創新轉變

　　要實現又好又快發展，還必須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基礎。事實一再證明，關鍵技術、核心技術是引進不來的，不是不想引進，而是別人不讓你引進。有位財經作家評論我國的汽車、彩電、手機等等行業的現狀時說：“這些年來，我們曾經‘創造’和發明了多少蠱惑人心的高科技概念，可是直到今天，我們甚至不能完整地掌握一臺冰箱或彩電的所有零配件技術。即使是技術含量極為低下的微波爐，我們也只能實現99%的國產化，剩下的1%已成為中國企業界的恥辱。”

　　我們曾經一再地嘗試以市場換技術，但結果是市場丟了，技術還是換不來。

　　依賴引進的路走不通，模仿別人的路同樣走不通。一是核心技術模仿不了，二是非核心技術的模仿一方面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受到知識產權保護壁壘的強大阻礙。何況保護知識產權在一定意義上本身就是保護自主創新。

　　雖然嫦娥奔月工程、神舟飛船系列等等標志著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重大提升，大長了中國人的志氣，但是這種創新還是太少，這種提升涉及的行業范圍的廣度和深度還非常有限。要建設創新型國家、創新型企業、創新型社會還任重道遠，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引進吸收消化再創新三大創新任務還十分艱巨，面臨的體制、機制和觀念阻力還非常巨大。

　　當前許多企業一談到創新或自主創新，就露出極大的畏難情緒，認為最大的難處是創新的費用投入不足。這無疑是自主創新的難題之一。但這并非難題的全部，更非難題中的根本所在。以吉利汽車為例。這家民營企業是在國家沒有投入一分錢的情況下，依靠自己的艱苦努力，10年間從名不見經傳而躋身中國汽車10強之列，成為民族汽車自主品牌的一支主力軍。其自主研發的JL-Z自動變速箱、智能電動助力轉向裝置和JL4G18發動機填補了國內空白。而這些核心性技術，其他企業曾由國家投入數十億元也未研制出來。雖然吉利的自主研發也離不開必要的投入，但其掌門人李書福“讓我死一回”的精神則更為重要和寶貴。如果有較多企業能具備李書福那種為造“最節能、最環保、最安全的汽車”、“造老百姓買得起的好車”而“讓我死一回”的精神，那么建設創新型企業和國家的任何困難都能找到有效的克服辦法。

　　事實上，自主創新的成果和創新型企業的建設只能在和諧企業中產生，只能在對員工首創精神、創新活力的尊重與信任中產生。國際組織學習協會全球干事尼克•贊紐克先生認為：“社會的和諧與安寧使知識得以傳播與擴散。所以，知識與創新只有在社會的和諧與安寧中才能產生。”他強調了在組織內部建立一種真誠的關系，“當關系改善的時候，知識也開始增加。當知識增加的時候，創新，包括制造的創新、營銷的創新、設計的創新，都在不斷提高。”這說明，建設創新型企業與建設和諧企業、建設創新型國家與建設和諧社會是相輔相成的。

　　實踐證明：“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決心，自由而奔放的創造心靈，寬暢而及時的民主渠道，真誠而和諧的人際關系，自主而平等的人格精神，是推動自主創新的重要條件，是創新文化的重要內容，是推動從模仿依賴向自主創新轉變的強大動力，更是各類創新之苗茁壯成長的最適土壤和環境。

　　把發展的階段性和連續性統一起來

　　我們的企業還必須認識到，又好又快發展是一個持續努力的接力過程，必須進行持續不斷的動量積累。正如吉姆•柯林斯在《從優秀到卓越》中所說：“從優秀到卓越的轉變是一個累積的過程——循序漸進的過程，一個行動接著一個行動，一個決策接著一個決策，飛輪一圈接一圈地轉動——它們的總和就產生了持續又壯觀的效果。”在這個過程中，要“勇敢地面對殘酷的現實，更清楚地認識到為了積累動量還需要采取什么樣的行動”。在這個過程中，“連貫性的原則貫穿始終；新一代人的工作依賴于前一代人創造的成果；飛輪持續不斷地積累動量”。

　　又好又快發展是階段性、連續性的統一過程。黨的十七大報告在談及“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時用了三個“我們要永遠銘記”給人印象深刻，這是我們在學習和貫徹科學發展觀過程中正確認識和處理階段性與連續性有機統一的典范。

　　有人在論及中國企業為何不卓越時(所謂卓越企業也可理解為又好又快發展的企業)談了多種原因，但卻沒有指出缺乏連續性這一重要原因。在等級授權的任期制條件下，國有企業發展進程的連貫性時常被人為地中斷：急于出“政績”者總想略過量的積累階段直接跳躍到質的突破階段以“開創新局面”；好大喜功者“不敢面對殘酷的現實，追趕時髦，熱衷于花架式管理”；不負責任者為了任期內的“業績好看”而不惜出賣未來，以彌補結果的不足；自以為是者則用各種方式否定前任成績，壓制繼任成長，為此不惜搞什么“一朝天子一朝臣”，表現出長期的不連貫性；等等。正是這種連貫性的嚴重短缺，使有的人不愿意在自主創新上持續努力，有的人不愿意在人才培養上持續努力，有的人不愿意在事關企業前途的重大改革上下功夫，有的人不愿意在重大技術革新改造上下功夫。因為這些工作盡管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有益，但在任期內卻可能費力不討好，出不了當期立竿見影的“成果”，是屬于“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工作。

　　因此，要使企業做到又快又好發展，還必須大力培育接力文化，使企業員工隊伍的代際之間、領導班子的屆別之間、發展戰略的階段性與連續性之間達到有機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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